余清禄说：友谊协会肩负着过去1950年代到1980年代前后40年间，许多各民族的先辈，犀乡人民期望解放的斗争，但历史的主客观因素造成他们无功而返，并先后从森林、牢里回来。他们为了这场斗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800多名热血青年甚至牺牲了性命。他说：“那些青年都是受到时代的召唤，义不容辞走入森林；今天我们回头望，也并不后悔。我们虽然不成功，但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们献出了最大的努力与贡献。”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今昔
为建北加国从戎白了头 砂友协凝聚老友放余热
来源：朱进佳日记 作者：曾薛霏
日期：2008.1.15
他们年轻时曾响应时代的召唤，以成立涵盖砂拉越、沙巴及汶莱的“北加里曼丹国”为己任，并为此从戎参加了一场战斗；不过，这场斗争以失败告终。
1950年代伊始，砂拉越解放同盟（砂盟）发动了独立解放斗争，也通过人民联合党展开宪制斗争。1962年12月8日，爆发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英殖民政府镇压，也大事逮捕左派人士，促使砂盟展开了两条战线——牢内斗争和森林武装斗争。
砂盟改组后，建立了“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无论是之前砂盟或后来的北共，都是为了解放北加里曼丹而斗争的人士，一般将他们统称为前北共成员。
武装斗争初期，形势大好，直到1974年的“斯里阿曼”（Sri Aman）行动遭遇重创，加上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局势逐渐对共产武装斗争不利。此外，马来亚共产党在1989年与马来西亚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条约》后，政府也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经过一年和谈，终于签署了《和平协议》，标志着马来西亚境内的共产党武装斗争时代正式画上句点。
距离《和平协议》17年的今天，这群年轻时投入抗争，如今顶着花白头发的老朋友依然活跃，纷纷组成友谊协会，发挥余热，以凝聚其他朋友度过有意义的晚年；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简称友协）因应而生。
友协前身是诗巫友谊协会，于1997年7月7日成立，由一批曾参与反殖运动的爱国人士，为延续昔日情谊而成立的联谊性社团。在刚过去的12月8日和9日，友协庆祝了其十周年庆典，大约一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友们，出席了这场庆典，活动的中心点集中在友谊协会两层高的新会所。《独立新闻在线》特派记者曾薛霏全程参与了这场历史盛典。
延续友谊的聚会早在1989年已开始，当时友协前主席刘仁祥、黄理森等创办的佳明机件有限公司每年春节，都宴请尚有联络的老友们团聚，1993年更在诗巫布律克路《诗华日报》大会厅举行联欢晚会，共有三百多位老友热情出席。老友们都深感需要一个属于大家的联谊团体，便开始筹组友谊协会。
2003年，友协修章易名名为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会员人数从创会时的26人增至今天的940人，除了华人，还有达雅族，会员定居在砂拉越、沙巴、西马、香港及印尼等地。
2001年7月，友协决定筹建新会所，后耗资马币百万元的独立式友谊新会所于2003年12月落成。适逢十周年庆典，友协也在会所内增设文物馆，展览砂拉越反殖、左派运动的历史资料和文物。
完成“收尾工作”
顾名思义，友谊协会以联系友谊为主，这批曾经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老友，有着用血肉铭刻的情谊，他们不仅看重老友之间的情谊，也注重死者的安息地。
友协秘书余清禄对《独立新闻在线》说，友协除了凝聚朋友之外，自2000年以来也做了大量“收尾”工作──整理了许多烈士资料结集成书，如《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人》，也陆续在各地建纪念亭、公墓等；单单在古晋就有八十多座公墓，在石隆门（Bau）也建了一座浩云亭，让老友们有个纪念的地方。
每年清明节，友协成员一大清早分批到八十多位烈士的墓前献花和拜祭，也到诗巫石山路华人墓园公墓拜祭。不过，由于砂拉越州安全局多番阻扰，当地公墓尚未竣工。
余清禄透露，友协完成了写历史的工作，他们根据当年留下的文件和个人经历写下了许多文章，并逐步结集出版；一些仍敏感的资料也已完成，只等待适当时机出版。此外，友协的网站犀乡友谊网也已开通，自去年七月底迄今，已有三万人浏览。
友协也成功与砂拉越其他地区、沙巴及西马的友谊协会全面联系，并与当地党团保持良好互动；例如，友协与诗巫市议会于2003年合作建造了友谊纪念公园。
“承先”之际，友协也开始了“启后”的工作，他们在2002年设立青少团，成员大多是友协会员的子女，张永通为现任团长。
余清禄表示：“我们希望子女能够成为有用的人，像他们的父辈般贡献社会。目前青少团大约有90名成员，青少团的活动大多都是配合公会的活动。”在旁的刘仁祥补充道，青少团也举办时事漫谈和联谊活动，吸引青少年参与。
两手空空寻找立足点
自1970年代到1990年期间，从监狱和森林先后回到社会的人，皆两手空空，回到社会后忙着寻找立足点；因此，在起初的日子，大家都忙着适应生活，不问政事，有些甚至对政治失望，不再参与。
1990年才从森林回到社会的友协主席王连贵（上图）表示，走出森林后，他们不但要忙着融入社会，就连天气都要重新适应，而且还要学一套新技能应对生活。不过，他坦言自己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走出森林后继承家店，才无须为生活两头忙。
卢友爱曾在《回忆1990年和平谈判》一书中谈到朋友们回到家园后，面对了许多生活困顿──首先必须解决经济问题，以打工为主；有些人走出森林后经商却不太顺利，而且还因缺乏经验而遭人欺骗、内部经营不当等问题。
他们回到社会时，已年届40岁至50岁之间，要重新建立家庭；有些人曾把孩子送给别人养育而再也无法认领回来，有些夫妇则错过了生育年龄而不得不领养孩子。此外，一些朋友仍然在移民厅黑名单里，无法顺利出入境。
余清禄说，友谊协会肩负着过去1950年代到1980年代前后40年间，许多各民族的先辈，犀乡人民期望解放的斗争，但历史的主客观因素造成他们无功而返，并先后从森林、牢里回来。他们为了这场斗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800多名热血青年甚至牺牲了性命。
他说：“那些青年都是受到时代的召唤，义不容辞走入森林；今天我们回头望，也并不后悔。我们虽然不成功，但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们献出了最大的努力与贡献，认为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情景，不同时代齐手高举她，不同时代的洪流烘托她，但是我们现在已不具备当年的条件。”
“现在我们只能做能力所及的事，但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特点做一些事。姑且不论西马，先看砂拉越，我们的朋友很多都年届古稀，大多都60至70岁，再过十多年，大家都老了。一些会员生活有了着落、赚了钱、安了家，然后重新凝聚在一起。”
介入当前政局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这些“北加人民军”退伍成员已逐渐在社会站稳脚步。在友协十周年庆典长达两天的活动里，全国各地的老友不只一次提起，缅怀过去之余也要关注当前政局，介入政治。
时事评论人李万千也出席了友协十周年庆典，他在其中一场座谈会中说：“我们现在要谈怎样再出发，在宪制的基础上，在行使民主权利的范围内，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我们要在民主改革扮演怎样的角色？”
他随之建议道：“我们必须介入政治，这是我们的基本宪制权利，我们这群老友要加强联系，活动导向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介入政治的一群；就算我们这群老友没有起着主导作用，至少必须是促使某种局势出现的力量。”
尽管李万千这番话获得现场近一千位老友的热烈鼓掌，但要友协以团体名义介入当前政治，现实情况可能并不允许。
友协主席王连贵表示，友协注册后，一些会员曾在会员大会中提过一些提案，讨论贫穷、农业问题等，但政治部却提醒他们不能这么做。
他透露：“我们在会员大会谈一些关于社会情况的提案都不能，友谊协会不太可能对社会动态发言，我们受到章程限制。不过，我们并不反对会员以个人名义参与社会或政治活动。”
余清禄受访时也表示，友协要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问题，会员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共识。不过他认为，自从离开斗争之后，他们现在面对的是新环境，必须了解和熟悉它。目前重要的是凝聚朋友，让大家安享晚年；然后，用老友过去的经验分析和观察今天的社会，结合新情况，提出一些有建树的意见。
他表示：“这点不容易做到，我们已离开政治主流很久了，现在我们对执政党土保党、非政府组织都不是很了解，不能轻易发表意见，只能提一些建议。由于不了解社会的情况，我们也不敢轻易发表文告。”
“再加上我们的特殊身份，如果过于介入，若表态支持一些组织，可能对社会运动不是那么好。我们也不方便跟一些非政府组织靠得太近，不过，我们今后会逐步跟社会运动往来，但这还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