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不平坦的学医路；我在部队里的医护工作经历；医疟疾的特效土方
不平坦的学医路
淑英
1963年中，数百名来自一、二省的青年，汇集到山口洋，然后由领导上安排到当地的各个华人公会居住。约在1963年7月间，山口洋红十字会曾派人员到我们居住处，来教导我们的女同志学习急救知识，如抢救伤员、包紮、止血等。
约9月间，领导上分配我带领一组同志学习医药知识，任务是交下来了，但该学些什么？向谁学？如何学？学习资料那里找？一连串问题，领导上并沒有给予具体的安排与指示。我感到茫无头绪，但是任务又必须去執行，沒有退路，我只好硬着头皮，与同志们一起，迈上艰难、曲折且遥远的学医路。
最初被安排参加学医小组约有十人。即陈艳（陈月娥）、烈珍（李烈妹烈士）、叶平、赤壁（侯赤妹烈士）、周小凤（张玉凤烈士）、爱明（彭永妹）、巧英（许淑英）、秀珍（洪秀葆烈士）、小龙（張伟好）、后来再增加蔡秋华（蔡细妹烈士）、胡亚山（田锦明烈士）、海青（李宰）、余亚珠（余春莲）、莉芬（许运妹）等，总共近二十人。
由于我自己的医药知识极其有限，又缺乏可供参考的学习资料，我们只能学习手头上仅有的资料，并积极争取条件，后邀请到当地医院的药剂师，一位印尼华裔友人来教导一些西药知识，及使用简单的医药器材；我们也去请教当地群众，实地去认识和应用青草药。
针炙方面，由亚山同志教导基本知识，过后也去请教当地的中医，组员间互相针炙实习，后来也为当地群众义务针炙，反应是疗效不错，回去宣扬后，倒引起一定的轰动，引来更多的求医者，他们有的自动送红包和物资，我们也接受，并呈上给组织。
1965年8月初，子海（钟桂文烈士）带来一位印尼军人，要求我为他针炙。在针炙过程中，他突然问：“我认识一位会针炙的华人医生，你想去向他学习吗？”最初，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后来他表示是认真的，并说如想去，就要快，因他二周后就要回去。后来我了解到，此名军人叫PakKada，是当时驻西加“尼波尼哥罗”部队的一位营长，他说他只能带二位人员去。
我们正苦于欲学无门，有这样难得的机会，我想应好好把握。当天，我便回去请示领导，林严华（林和贵）最初并不同意，经我再三要求，并说明当时我们在学习上所面对的各种困难，最后他是答应了。
1965年8月16日，我与亚山随身携带简单的衣物就离开山口洋到坤甸。出发前，领导上沒有给予任何指导意见。我自己也沒考虑可能面对的困难和危险，一切“敢”字当头。
我们在坤甸停留近十天，在那里，我见到了文铭权同志，当他了解我们的动向后，表示他有一些医药书籍，问我是否需要，因我即将远行，我希望回来后再取；他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希望他能协助解决我们学医小组所面对的困难，他说将会关注。子海同志此时也在，他知悉领导上沒有安排，马上写个椰加达的地址，说若有意外事故或必要时，可到那里找联络，在他知道我们身无分文时，给了数千盾印尼币以备应急之用。
8月27日，我们由一位军人陪同，从坤甸乘船前往椰加达，再从椰加达坐火车，于8月30日抵达三宝陇。这位军人马上安排我们住进军人家属宿舍的一位连长的住家。第二天，这位连长便带我们去见那位姓钟的针炙医生，他畢业于中国厦门大学，他见我是位女生，就表示我可以和他表妹，也是学医的，一齐同住在他的家，他表妹年纪与我相近。亚山则仍住在军营。
钟医生相当尽责地教导我们，也供给我们好多参考书。当他行医时，我们在旁观摩，也可做些协助，他也耐心解答我们当场提出的任何疑问并无私地把多年行医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我们。
我们正式学习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一位身穿便服，体格壮实，年约五十余的印尼人及另一名身著军装的华人，来到钟医生的诊所，经钟医生介绍后，方知那位印尼人即是“尼波尼哥罗”军队的旅长，名叫苏巴佐，那位华人则是他的随身医生。这旅长是预先知悉我们的情况后，特来探望我们的。他为人非常随和，没有官架子，话也不多。第二天，他便派人给钟医生送来了一卡车的米粮、物资，我想是为我们免费学医的一些资助吧。在周末，他还安排我们与钟医生一家，跟随旅长全家一起去中爪哇的一个高原地带旅游。他前后共三次来钟医生诊所看望我们。
非常可惜，我们仅学习了一个月，便发生了“9.30”政变。“9.30”后不久，便听闻各地反华排华的情况日益严重，原来与我们一起向钟医生学医的二位女生，也因家被反动军人打抢，工厂被放火烧毁而终止了学习。到处人心惶惶，那位连长来找我，说当时局势很紧張，他的责任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安全，提议我搬回军营去并暂停学医，钟医生也同意这是较安全的处理。
我到三宝陇后，便多次写信到椰加达，想和同志取得联系，“9.30”后，我又再寄多封信，一样都无回音。我十分焦虑，与亚山商量，他也沒有其他办法。
到了11月，我向连长表示，依当时局势，我还想继续学医，他考虑后也同意，为了安全，他还供给我一辆脚车。亚山则表示他心脏不好，不想学。因此，我每天上午骑自行车去，下午返回，直到1965年12月尾。
12月中，我终于收到一封上级（谢嫣素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依当时的局势，你们自己看情况，如果可能，你们就争取回来，若不能，你们只好参加异国的斗争了。”
我看了信，内心更焦急。问亚山，他也提不出什么办法。不得己，我去找连长。这位连长非常友善，他照顾我们一切吃住和安全。他说：“我既然把你们带过来，我就一定要想办法将你们安全的送回去。你们不要焦急，我保证一有机会，就把你们送回去。”
12月底，连长通知我们，最近有人要去西加，叫我们收拾行李，准备随那军人一起出发。12月26日，我们坐火车从三宝陇到达椰加达，又住进“尼波尼哥罗”在椰加达的代办处。抵达椰加达后，我又写信去找联络，但始终沒有回音。
我们到椰加达不久，苏巴佐旅长来见我们，他已明显消瘦了，他说：“我己被软禁了，我是偷偷出来见你们的。”他安慰我们说：“你们不要急，我会尽量安排你们回去的。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见你们了。”
果然，据林世芳所著的“西加风云”里提及，苏巴佐是当年印尼抗马自愿军司令，在1966年6月即遭苏哈多反动政权所殺害。我回到华莪后才得知，苏巴佐旅长对我们的同志非常友好，给予部队不少的帮助，也是他派他的军医来教导我们的卫生员学习医药知识。
我在代办处住久了，也和里面的人员混熟了，代办处处长有个弟弟是名空军学生，他每个周末，都会到他哥哥的住所来，我也和他混熟了。当时椰加达反华、排华的情况非常严重，许多华人商店，中国大使馆都被焚烧、抢劫。我非常焦虑，担心不能回去。我曾多次询问处长，我们何时能回去，他说上级沒有指示。
后来我自已决定找那位空军学生，我向他表示，我有位朋友住在椰加达，但我对地方不熟，问他能否帮忙带我去找朋友，他说，当天晚上7时，他要参加毕业典礼，当时己下午四时多了。他考虑后说：“好吧，我带你去。”我喜出望外，赶紧叫亚山陪我一起去，但亚山不肯去，沒办法，我决定自己去闯一闯，因我深怕这个机会一失去，便再也追不回了。
那空军学生非常友善，兜来兜去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那个地址。那是个华人家庭，我问那家人，某某人有在这里住吗？那华人青年用华语反问我找谁，我表明后，他说：“有，但他走掉了。”我一听，不禁心都冷了，心想经历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找到，怎么偏偏这时走掉了呢？我急问：“什么时候走的？”他说：“下午走掉的。” “他还会不会回来？” “会回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 “今晚，可能九时多才回。”原来此人华语不是很流畅，将“出去”说成“走掉了”。我虚惊一场，心里总算有底了。当时已傍晚六时多，我赶紧留下地址给他，就匆匆赶回了。
第二天，赖春（林广明）和瑞华同志来到代办处。我告诉他我们的经历，并问他有否收到我的信件，他说都没收到，看来信件全部被沒收，他说他们的住址已受到监视。
赖春表示他想办法安排我们先回，不要再等军方安排了，他问我需要些什么，我说最好能购买些医药器材及医药书籍。他带我到夜市去找，都找不到想要的东西，仅买了一支皮肤镊和一支平头镊。
赖春安排我和亚山及一位军人坐飞机回坤甸，他拿来一个行李箱，里面放了好些衣服，中间夾有一支手枪，并嘱咐过关卡时，把行李箱交给军人代提。
到了坤甸，我先找到保国同志（余汉文），后来再到山口洋，当时妙兰（陈惠卿）还在山口洋张氏公会里住，负责联络和搞物资。我们在山口洋停留好几天，亚山又去找曾教过我们的那位药剂师，基于同情心，那药剂师去搞来两張红十字会成员的证明书给亚山和我，他说：一旦遇到不测，不幸落入敌人手中，你们可以拿出這证明书，可能会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可惜这个可兹纪念的证书，后来在一次被叛徒出卖事件中丢失了。
2月初，我和亚山又坐军车从山口洋出发去华莪，经三天的颠波，终于抵达目的地。当时立华同志（王美銮）负责华莪的工作，而大部份同志已转去双空基地，留在华莪的仅十多位，负责搞物资及联络工作，还有几位同志跟随“尼波尼哥罗”的一位军医学习，已有近半年的时间了，我听后很高兴，立即表示要参加学习，但当时的领导却反对我参加，说不要暴露身份，我说现在还怕什么暴露，那么遙远的地方，我都争取去学，何况现就近在眼前，这样好的机会不争取学，以后我怎能负责繁重的任务，若你们一意不让我学，以后我就不要负责卫生工作了。我的坚持，最后领导上答应了。但条件是，只能在住点里学，不能随医生到诊室去。
原来这位刘医生每天上午在营地里看诊，下午則到我们的住点里来教导我们的同志。刘医生是位非常慈祥且尽责的医生。他除了为军人看病之外，也常应诊当地的群众，有的病人无法到诊所来，他便亲身到病患家里诊治。对我们同志，他每天先写好要教的内容，以供同志们记录。他一面讲解，若有学员不理解，他会耐心地重复解说，直到大家明白为止。刘医生不会讲华语，他用印尼话与英语讲解，由立华同志翻译。
我是在1966年2月份开始向刘医生学习，不久，我便向刘医生要求，他答应让我上午跟随其他同志一起到他的诊所去学，我便每天跟班。
约在1966年3月，一组印尼兵乘船上边界巡逻，遭越界的英兵伏击，死伤惨重，伤员运回华莪营地救治。刘医生建议我们到手术现场去学习，这是十分难得的实习机会，但我们的卫生员中，有的却害怕，不敢进去，有的什至到外面去呕吐。这次手术进行整个通宵，刘医生一边手术，一边讲解。這次的现场实习，对我后来的卫生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华莪学习近二个月后，就被调派上双空基地，抵达目的地的贸易站后，休息一晚，第二天便被带去见林严华（林和贵），他简单介绍当时基地的情况，说部队当时是要突出搞生产，叫我到生产队去报到。当天晚上，李国安（叶存厚烈士）政委宣佈卫生工作由叶碧珠负责。
第三天，我返回林严华的住处时，他对我说，贝同志（贝文对）来了，同行的还有宋妙枝（杨立夫烈士），他说东部要求派卫生员去，并说他自己原本也是要去东部的，可能慢些时候才过。他叫我自己选择要留在双空或过东部。经过考虑后，我决定去东部。
第五天，我便随着贝坤（贝文对）和妙枝同志离开双空，啓程返回华莪，在华莪停留了近十天。我争取这期间又去向刘医生学习，刘医生知道我不久后需要离开，说要给我一次实习机会。恰好当时刘道旁（烈士）膝部腘窝处长个瘤子，影响了行走，他来找刘医生。刘医生便决定这手术给我去实习。当我切开皮肤后，发现瘤子有乒乓球大，并紧粘着血管，刘医生说，這手术有危险，结果由他切除，他边切边讲解，并指出应注意的事项。他提醒我，在紧急时刻，不要过多考虑设备是否完善，条件是否允许，而应以当时手头上现有的条件，就地取材，包括普通的缝衣针、缝衣线，只要做好消毒工作，就可应用。要永远记住，及时抢救伤病员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在我后来部队卫生工作中，我基本上都按刘医生这一教导。如在为黄纪作治手榴弹炸伤的手术过程中，因手术仪器及药物均极端缺乏，我们仅用了少量局部麻醉剂，进行了17小时的手术。没有手术针，便用普通缝衣针，经同志的努力，烘烧折成我们所需的弧度；沒有手术线，便用普通尼龙线；以普通小摺剪代替手术剪；手术刀无柄，使用旧牙刷柄代替；用无柄的铁锯来锯断手指骨，……。我们就是在這样恶劣的环圻下，来完成抡救伤员的任务的。
1966年年底，我们的一切公开活动都停止了，卫生工作再也无法得到外援；包括後来我们转回国内，我们处于地下颠波的活动形式，难于得到学习、培训的机会，一切难题都得靠自己去钻研面对。我们面对缺医少药，卫生员都从未受过有系统的训練，但我们也完成了在常人眼中不可能的任务，抡救过一些危重的病号，也医治过奇难杂症。我们一路走来，经历过不少艰险曲折。我庆幸的是，在二十多年的部队卫生工作中，沒有因自己的误诊误治而造成伤亡的案例，当然我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幸亏都得到同志们的包容和体谅。
2012年7月31日
我在部队里的医护工作经历
——一名革命卫生员的回忆
吴德芳口述
扬帆整理
我出生于诗巫英基罗，在超群学校读完小学，中学就读于中华中学。念到高一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并逐步参与革命活动。高中毕业后，我又继续学习了几个月英文。组织上有意安排我学习医护工作，希望我将来能成为一名为革命服务的“白衣战士”。
1965年，在上级林慧芳同志的安排下，我获得机会进入民丹东来医务所工作。该医务所由一名澳籍护士长负责，她为人和蔼可亲，医术全面，拔牙、接生、缝合手术等样样精通，几乎都亲力亲为。我是怀着明确的革命动机前来学习的，因此格外用心观察、勤奋学习，很快便成为她的得力助手。
在医务所工作的同时，我也设法将麻醉剂、消炎药等重要药品陆续收藏起来。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积累了一批宝贵的药品。参军那天，我把这些药品以及部分医疗器材一并带进了革命队伍，并托人购买了一些医务所原本缺乏的药品，为部队医护工作做准备。
1968年，我参加北加人民军，并有机会到边区走一趟。不久后，我被调到洪楚廷领导的警卫队，负责医疗卫生工作。
记得有一次，东来一位保干的媳妇原本准备到医院生产，然而半夜突然腹痛难忍，家人焦急万分，竟直接闯进我们的住点求助。我当即随行，顺利为她接生。多年后，他们还特地邀我一同喝茶，表达对当年救助的感激之情，这让我至今难忘。
在部队中，站岗放哨、炊事、劳动生产、兵工厂等的日常事务，我们医护人员都与其他战友一样参与；而医疗卫生工作，则是额外承担的责任。许多时候，夜深人静，战友们已休息，我们却还在为病员针灸、按摩，为伤员清洗伤口、敷药包扎；同时，还要备课、讲解、示范，培训卫生员，使他们逐渐成长为能独立承担任务的医护骨干。
1971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一次伏击战。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四位同志英勇牺牲，约七位同志负伤。看着受伤的战友躺在地上，我既悲痛又感到时间紧迫。作为主治卫生员，我必须迅速、冷静地处理每一位伤员。
其中，李莲娇同志左手上臂骨头被子弹击断，鲜血直流。所幸动脉未被击中，尚有生机。最初由群众用中药加生鸡肉某部分敷在患处，然后用绳子绑住。由于处理的不科学，很快发臭，肌肉腐烂，手不能够伸直。见状不妙，我立即改变治理方案。我用滴露每天清洗，敷药、针灸、按摩，才逐步治癒。
林启钦同志饿着肚子失散后一星期才找到。见到他时，腿脚多个伤口满身血污，脚板被炸飞一个大洞伤口蛆虫在爬着。他左手受伤，腿腳还有多个弹片深埋其中，下半身瘫痪。跟他悉心治理一个多月后才能下地，之后一年多还需依靠拐杖才能行走。
在处理伤员时，由于雨布太小，我只能把上半身伸进雨布内操作，背部却暴露在外，经常淋雨，结果自己也病倒了，前后病了二十多天。
我所背负的物品与普通战友不同，除了背包，还必须随身携带一个卫生包，里面装着珍贵的药品、药剂和医疗器材。就连拔牙用的牙钳，也只有拔大牙和门牙的两种。拔牙前必须准确注射麻醉剂，否则病人将承受巨大痛苦。记得有一次，我为一位同志拔下腭的大牙，因处理不够妥当，导致他疼痛持续很久。至今想起，我仍深感愧疚。所幸在我经手的拔牙中，从未遇到流血不止的情况；一旦出血，可用棉花塞住伤口并咬紧，即可止血。
至于妇女生产，正常情况下胎盘会自然脱离，若未脱离，必须伸手协助剥离。这些经验，我在卫生课上都反复向卫生员们讲解。
由于工作安排和领导机关的限制，我大部分时间只能在警卫队范围内从事医护工作，无法像其他卫生员那样深入华区、混合区和民族区，为更广泛的群众看病治病。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份遗憾。
回首那段艰苦岁月，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履行一名革命者与医护人员应尽的责任。密林中的救治、战友的托付、群众的感激，以及牺牲的同志之身影，至今仍深深留在记忆中。岁月流转，初心不改，谨以此口述，作为对历史的见证，也献给所有在斗争年代中默默奉献的人。
医治疟疾的特效土方
-朝光-
依稀记得在民族区工作时，一组同志在工作期间染上疟疾。这种疾病发病初期会感觉发冷，进而发展至高烧和头痛，以及四肢乏力。病情多为每隔一天发作一次，发作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在当时疟疾若是没有特定的药物是无法治好的。疟原虫在体内至少能潜伏十年，遇到疟蚊叮咬，更是传播病痛。当群众得知我们的同志染上疟疾后，便介绍我们当地的土方法，即是用"兰杀"（langsat）果树的皮（去掉粗皮）煎煮水来喝。"兰杀"果树皮煮的汤汁极苦难喝，但对病情确实奏效。所以此后我们都会隨身备有这种土方乾品。
还有一次一组同志执行任务期间，两位同志需先过河侦查及探路。回程时一位同志突然疟疾发作，无法过河，只好就地找个隐蔽的地方暂时休息，熬"兰杀"果皮湯給他喝，待状态逐渐好转了才继续行程。
"兰杀"果树皮确实是医疟疾病的特效药，凡服后疟疾都“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