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22：
第二篇，《西加风云》选篇 13：第二十二章、砂拉越共产党领导人洪楚庭的评语；第二十三章、烈士篇---永远的怀念 1
第二十二章. 砂拉越共产党领导人洪楚庭的评语
火焰山部队打华莪空军基地，虽军事是成功的，但我们不能单纯从军事观点去看。若从政治的和军事战略要求的层面来看是不可取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若是站在印尼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也可以看到这场攻打行动后的影响。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印尼右派军人的法西斯的屠杀与残酷镇压下，濒临瓦解的边缘。对侥幸保存下来的印共领导人，可以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收拾残局，重建或重整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为印尼人民指出斗争方向,顽强地带领印尼人民指明坚持继续斗争。在那时，他们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可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加至整个加里曼丹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以及逐步建立革命政权。若能这样做，这将对西加省委的斗争和我们在边区的武装斗争都是有利的。但印共跟我们的合作引起了印尼右派军人的不安，加上火焰山部队的攻打华莪机场,和接连开展几场进攻战，导致他们下了铁心，要消灭火焰山部队和其他边区部队。
我军在异国的土地上，从争取统一战线的战略去考虑，我军应不主动出击，即使有很好的夺武机会。主动出击，就失去盟友的机会，盟友就转化成敌人，扩大打击面，树敌越多，使自己处于更加孤立不利的地位。在印方认为，在不断镇压之下，印尼共基本上已被镇压下去了，在西加还出现省委和北加革命联合开展武装斗争，华莪空军事件更给他们狠狠一揍，刺激了他们派军来围剿。实际上，华莪空军基地夺武的成果不能持久，也巩固不了。一时一仗的胜利，反而对加速三支的灭亡，对第一、二支都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烈士篇---永远的怀念
过去的战友们根据记忆，缅怀在艰苦环境中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忠实战友和他们牺牲的经过。以上所提之芳名，只是被追忆的一小部分，至于没被写进去的其他无名英雄，因未查究，请见谅。还有很多牺牲者和革命群众，不管是在战斗中或是在白色恐怖的各种情况下被枪杀、被砍头、被折磨、病死、饿死的朋友，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最勇敢、最优秀的好儿女，为了自由和正义，他们抛弃一切，甚至奉献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现在，为革命而牺牲的朋友应该含笑九泉。1998年5月印尼民主运动取得最后胜利，推翻了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苏哈多政权，这里也有西加革命者斗争流血所得来的一半果实。因为印尼西加反苏哈多政治迫害的斗争，完全是为争取印尼民主的正义斗争，战友们的牺牲应该成为我们印尼民族的英雄和光荣。
战友们，你们曾来过这世界上，你们也曾为这世点上光和热！我们还活着的朋友，为你们献上一束白色的鲜花，为你们神圣的灵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纯洁的红心，默哀致敬！永远的怀念！
第1节．烈士芳名
革命斗争中不少游击队员相继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烈士栏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加出色的优秀儿女的芳名，他们是：
第2节、烈士事迹
1.梭菲安
梭菲安出身在南加里曼丹马辰的一个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长老家里，父亲对他特别严厉。自十三岁就离开家乡到爪哇岛读书，为了印尼的独立自主，他从小就参加抗荷游击队，坚决与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曾被荷兰殖民政府逮捕过，进过监狱。
1960年被派到西加里曼丹搞西加党工作，是印尼西加印共省委书记，也是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同时是当时苏加诺政府的一名要员。1965年担任过西加民族统一战线主席（Ketua Fron Nasional）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天网恢恢还是让他溜走，他侥幸地躲过密密麻麻的侦探，在华族群众的掩护下，睡在坟场里、树林、草地上，甚至在市区被军警重重包围下，华族群众把梭菲安装进木箱里，在王明的护送下，安全转移到较安全的隐蔽地点，在街头巷里贴满了抓捕令，抓到的有可观的悬赏，但是华族群众还是站得稳，不被高赏利诱。他把被苏哈多摧毁的组织从新整顿并领导着转入地下，从黑暗中摸索前进。
1967年初，联系上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的黄汉，决定走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经过与黄汉的磋商后双方决定携手合作，讨论结果当时一致认为首要问题是成立武装部队，于是火焰山部队便宣告成立。
1967年7月15日在双方配合下袭击华莪飞机场，于是打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第一炮。
八年来他领导西加人民进行艰苦地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他忠心耿耿吃苦耐劳，以秘密的地下工作方式，从没有群众发展至沿海区和卡江一带的群众。但是由于他缺乏地下白区工作经验，因语言上的障碍，又因他的身份出入危险，不能客观实地调查，只听取几个领导人的报告，造成主观的决定。以梭菲安为核心的最高组织领导层， 没有谨慎考虑后果便执行贴标语运动，这运动把多年来实行了艰苦危险工作的全部心血，功亏一篑，全付之失败了。
1974年1月13日，梭菲安自己的警卫队班长被捕而带兵包围他，在军人重重包围下，牺牲了。
2. 陈武侠
1965年九卅前陈武侠是印共省委委员，兼任籍民学校校长，他是西加的高级干部，苏哈多政府当然要逮捕他，他逃脱追捕后，就一直受革命群众的保护躲藏了起来，转移了好几个地点。当时的干部除了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外，其他大多数都已被监禁在监狱里或被杀害。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他们三位领导人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必须转入地下斗争，保存实力。西加群众工作者在昔邦与砂劳越的领导人黄汉取得联系后，陈武侠便上边区做各种准备工作。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劳越领导人黄汉等进行会谈。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派在昔邦搞组织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和砂劳越领导人黄汉进行更进一步商讨。
以后陈武侠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当指挥员，在孟加影他指挥了几次的游击战斗，都得小胜而归。由于形势发展越来越恶化，于是他们转移到木杆王明站，后来化整为零，回到白区搞群众工作。
陈武侠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在红旗报刊发表，以‘学思’为笔名，文章内容提出我们必须先搞好沿海区华族工作，抓好华族经济，然后慢慢地向内地开展，不能性急。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新干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梭菲安的领导下组织发动批判学思的思想作风，批判学思（陈武侠的笔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学思只想个人享受不想在艰苦的落后农村搞达雅族和其他族群工作，只想在沿海区搞轻松的华族工作。
其实陈武侠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他也很聪明，对军事知识和政治认识也比较高，他有一段时期的战斗经验，也经历过不少困难。他从一个上层领导干部被贬为平常的群众工作者，对于他一定受到不小的打击，但是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深感到他是一位非常乐观的干部，不管在任何情况和打击下，他都很乐观，没有悲观的情绪，他总是哼着歌吹他的口哨，做他要做的事情。
在革命队伍完全失败之前，有些人认为‘学思’的看法并没什么大错，要为他平反。他只是对组织工作犯了些比较狭隘的地区主义，较片面性的资产阶级作风之表现。
本来革命斗争队伍应该全面性发展，不能靠局部性的工作，同时干部的工作应向四面八方向各民族扩展，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可是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如陈武侠的警卫员世民含着眼泪说：“不应该因为他犯了些错误就把他置于死地。”陈武侠并不否认向落后农村发展，他当时曾对向他攻击的干部说：“我不会如你们说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么严重吧！”但来不及平反，他已被逮捕，法庭上判他十六年徒刑，他接受和肩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最后1981年在国际形势催促下全体政治犯都已被释放，剩下他自己在监狱，就在出狱的前夕，不知什么原因陈武侠死在被锁着的狱房里。他在出狱前夕无缘无故死去，是否有企图置他于死地？
3.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
艾芬迪是火焰山部队的队长，他原名钟志盛，不很高大，洁白肤色，做事非常灵活。他和副队长山佐约在火焰山部队里是梭菲安的左右手，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俩肩负着非常重大的任务。
艾芬迪参加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作战非常勇敢。在火焰山领导着大队进行各种活动，种稻、运输、侦察、带领小队转移、反围剿的各种防范活动等。经常带领生产队在稻芭除草，没粮食的时候，带队去谷仓背粮食，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带领队伍转移并寻找粮食，或找水果、地瓜等什么可以充饥的，他告诉我们鹿目（一种蘑菇，像鹿的眼睛，又像龙眼果，可生吃）可以吃，野蒜头不可吃，有些人因吃了它中毒而死。
他背着五公斤重的AK重型机枪，还要背粮食，虽然在火焰山基地还没正面与围剿军冲突，但经常在路上差点碰上。我们必须急行军，行军到哪里晚上就扎营，经常在半路搭棚休息，有时休息的地点就在围剿军扎营附近，原来我们竟在军人鼻子下活动或休息。经队长或派出侦探员回来报告说，附近就是军人，队长会警告我们不可出声或小心地转移。只要我们大意就会遭机枪扫射，枪更不可走火，因为一走火军人会寻声得知我们宿营地点。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同志的机枪不小心走火，“砰！”了一声，艾芬迪说糟糕，我们处在危险状况，必须马上转移。可是有些同志因吃了不熟的树薯叶醉倒了，很多都走不动，他没办法，只好把我们走过的地点伪装起来，度过一个危险的晚上。
有一次艾芬迪带我们到地瓜园Kebun Timun，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准我们晚上起火煮地瓜，因火柴已用完了，只好一直保存火种，火种用烧过还燃烧的火炭加上火灰放进军用食格里保存，经常带着火种转移，在地瓜园我们住上了好几天。
每到一个地方若情况允许，便用长刀砍下树叶、小树做朗篙（茅屋），下面只铺上树叶便是床了。睡觉的时候大家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叠干鱼脯般男女侧着身体睡觉，下雨时用草或漆布搭成的屋顶漏雨便被雨淋得直发抖。我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都不曾吵架，大家互相鼓励着坚持下去。在比较悠闲的时候，就小声哼着部队同志们喜爱唱的歌“山泉”“火焰山山歌”“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咏梅”“绣红旗”“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围剿军人到处围剿找游击队员，战斗队员也经常找机会进行反围剿，只要围剿军小队出来抢群众的东西或巡逻，有时也被游击队伏击，有时正面碰上了就驳火。以后情况越来越恶劣，苏哈多派遣大批中央正规军种进行大规模围剿，到处剿山场，梭菲安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缩小。
1968年在营房的最后一次相聚，艾芬迪和一位队员两个人出外巡逻的时候碰上军人在洗澡，当时可能他们被发现了，他主动端起枪便向军人射击，但枪却失灵，子弹打不出，军人向他们追来，他们在无法还击的情况下，被军人开枪打死了。
副队长山佐约则在巡逻的时候被军人逮住，被带回军营去，直到现在我们不知他的下落。
5.乌玛尔（Umar）
乌玛尔是爪哇族，九卅事件后他被捕入狱，经过狱中磨练，领导上偷偷把他从狱中拯救出来，他成功地越狱了，组织上安排他领导邦戛一带的工作，经过狱中的磨练使他工作非常谨慎。他曾经向组织提出不能专搞华族，必须设法搞印尼族群，但不容易搞，他也多次向雄民提出必须采用单线联系法，但雄民不听他的，不是雄民的领导地区雄民也插手联系，乌玛尔经常警告他，怕一个人出事一连串被涉及，他的警告被证实了。
雄民出事了，他背叛了组织，成了军部的卧底，他所知道的地点都出事，他出卖乌迈尔，乌迈尔和阿姗等一伙分散逃跑，乌玛尔跳进一个水塘里沉进水里面，在无法透过气的情况下他露出水面，被当地印人看到抓上来的。在路上已被打得脸青鼻肿，在军警办事处湿漉漉的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乌迈尔死不开口，最后被军人踢他下身而死去的。
6.哈山（Hasan）
哈山是爪哇人，九卅前是籍民学校的一位中学老师。1967年第一批来到火焰山，曾参加华莪机场战斗。当火焰山部队化整为零而转入白区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被派到某乡村搞其他族群的工作。1972年，在整个革命队伍遭受破坏的时候，军人包围了他住的小屋子，军人叫他出来投降，他在门后拔出一支长刀，他微笑地走出门外，忽然从他身后挥出一支长刀，直砍带队的军方队长，军人队长的手被砍了几刀，军方开枪射击，哈山倒了下去牺牲了。军人把他拉进屋子里，放把火，里面一个六岁小孩和他生病的爸爸一起被烧死。
7.苏拉民
苏拉民原名李松源，高瘦个儿，脸上总是笑容满面，为人正直，和蔼可亲，穿着非常朴素。九卅前他是搞农会的，组织各族农民，进行学习、开会讨论，和农民打交道。九卅事件发生后，他的身份变为非法了，为了革命工作他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多年的爱人，坚决走上革命斗争的岗位。
1967年由于军方向孟加影地区华人，进行毫无人道的反华排华活动，于是他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通过他和周淑芳、陈鸿义、林文佳的发动下，许多群众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因为他是搞农会的，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把华族群众工作搞得很出色。他们还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协助下，训练了一村村的民兵，村民觉悟性高，年轻人组织民兵以保卫他们自己的乡民。以后由于形势需要，孟加影一带在梭菲安等领导人推动下，成立了“八•三〇”部队，他是部队的支部书记，主要是搞思想教育和群众工作。
1967年，有一天，围剿军来这儿进行围剿，侦探组得知情报后马上派人通知，因送信的群众不知道在战争中一封火急的信是多么重要，只差一分一秒就能改变整个形势的发展，决定胜负。60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高科技，送信什么都得靠两条腿，所以信息非常慢，送信的群众接受了任务后，跑了一夜太累了，结果在半路休息时睡着了，早晨当部队接到他送来的火急信时已天亮了，来不及埋伏。队长文多罗知道兵必到此围剿，他来到蔡高土家，看到政委苏拉民还在那儿，便叫他赶快撤退，他含笑说：“我是搞群众工作的，不能现在就走，你们先走吧。” 他是多么沉着，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而且他也想到领导人和部队队员的安全，苏拉民不走文多罗没法只好带队撤退，到屋后的树胶园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们很担心，苏拉民虽然拿的是自动捷克枪，可是他一个人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围剿军？部队赶快跑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军人看到有重型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退。
当部队队员赶到时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他还没断气，肚子下方被扫了好几枪。战友们很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已受重伤，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游击队员将他安葬在他牺牲的山上，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苏拉民为民主自由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8.陈福意
陈福意（树华）结实健壮的身体，对人和蔼可亲，是一位忠实、坚强、严肃的忠实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碰到任何困难也从不唉声叹气，诚诚恳恳毫无代价地工作。
九卅前他是青年团书记，他和张瑞一起受过一段时期的训练，他很会做群众工作说服人，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你争取过来，而是说出道理让你慢慢地思考，以理服人。如我已准备回国，但他一句话就让你深思觉悟。
九卅事件发生后，他和张瑞被捕了，在组织秘密安排下他们从监狱逃了出来，被护送到山口洋森林区。1967年期间，他被梭菲安指定在木杆一带负责木杆站的工作，张瑞负责宝宝山。他们的站作为转站、运输站、联络站，还在他们的站训练军事人员，经过训练才上火焰山基地。1969年2月武装部队化整为零，转入白区搞群众工作，他也从山区走出来，梭菲安集中主要干部讨论有关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被邀请参加格兰坪第一次会议的共十二人。
陈福意和林英被梭菲安指定负责山口洋、百富院、三发、斯古拉等沿海一带B局领导工作，住在一个群众家，在这里他写下了千万张工作计划、建议和指示，他和助手林英携手合力，组织了一村又一村的群众，他们也经常下放到农村进行调查、落实计划，亲自领导工作，群众工作迅速发展。
1970年陈福意被王明派往道房搞民族群众工作。1972年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他跟李忠科（老虎）、周文辉、如海四个人被捕，军方还照了一张他被捕时坐在屋前梯子上，军人用脚踏着他的头的照片，侮辱他以降低他的人格，但他并不动摇，非常镇定，最后他们四个人全部被枪毙。
9.郭正老伯受酷刑而死
淡水港有位为人可敬的郭正老伯，对人慈祥、和蔼可亲。他的家是道道地地的农民家，地板是用泥土做的，从前堂到厨房都是坚硬的泥土，家庭还一直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前堂两把椅子，男左女右，郭正老伯是一家之主，左边座位只给郭正老伯坐，座位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他经常在那儿喝咖啡、喝茶，客人可以坐在右边与他同饮或谈话，铿锵的声音，虽已过七十，但让人感到精力充沛，讲话时语重心长,很有分寸。
孩子们非常尊敬他，爸爸讲的话没人说不，就是村里的人都听他的话。发白的短头发，已渐白的眉毛，锐利的眼睛，白皙的脸，每天都穿白色衬衫，大脚农民裤，让人感到一位伟大的父亲形象。
吃饭摊上席子，一家大小就坐在席子上，老伯先动筷夹菜吃，其他才随着吃，老伯离座其他人才站起来。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客，大儿子阿兴，已有几个孩子，郭正老伯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孩都还未结婚，他们非常勤劳地干种田的活儿。小儿子阿客一有空则出海打鱼抓蟛蜞（小螃蟹） ，家里谷仓储量够吃还有余。
郭老伯他老人家扶幼济穷，当65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山区大屠杀华人，一些山区的华族向市区逃亡,他收留了一家逃亡的难民，在他的椰园搭了间房子，并且还将谷仓里的谷扒出来支援他们。只要有意义的事，有人要求帮助，他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有一位中医叫林振先生，对妇女病非常有把握，医德很好，但习惯抽大烟，跟郭老伯交上朋友以后，老伯买了酒让他在家里一起吃饭,一有空他就过来饮酒、谈谈心，慢慢地便把大烟戒了。村里的鳏寡孤儿他都愿意给予援助。
他是一位政治认识较高、抱不平、支持革命的群众。很喜欢讲时事，谈论中印世界新闻。革命者来到他家就如回到自己的家那样温暖，他毫不犹疑地帮助组织解决革命工作者吃和立足的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1970 年7月29日下午2点，他家被坏人告密，侦探在放书籍文件的草丛中监视，他小儿阿客要去拿东西的时候被捕，接着把郭正老伯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逮捕，带到松柏港军部锁一夜，翌日三、四点载到喃吧哇警察所。
家里只剩下小孩和郭老大妈，恐慌无计。有个小女孩12岁，另外还有两个十多岁的乡村女孩被当地地方军头逼着带到后椰园的路上被强奸了，她们哭喊着叫救命，在光天白日下, 苍天椰林见证了这禽兽不如的罪行。
兴哥对我说：“我和我爸爸同一个房间被审讯，只许我们穿一条短裤，从晚上7点开始审讯直到午夜12点多。我亲眼见证了军警对爸爸的酷刑拷打。问爸爸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书和文件是从哪儿来的？强迫我们承认是共党分子,并要我们报出去过大屋（我们对老伯家亲切的称呼）的名字和有关者的居住地点。我们都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拳头大的木棍抽打在爸爸瘦而老的身上，叫他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枪枪头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槌打，直到两手手指全肿得像鸡蛋甚至断碎了，然后手扶着桌子弯着腰用拳头大的木棍打腰脊，人倒下去扶起来再打，几支木棍也打碎了，全身血肉不分已完全没有了皮。军人一把抓住我爸爸推到椅子上，叫人再找来木棍，然后用棍子的尾端插向爸爸的胸部，顿时胸骨断了，他倒了下去。”
兴哥和他爸爸分别受刑，棍子落在他的手、背、胸，脸也破而流血了，他指着消瘦的脸对我说：“你看，直到现在我脸上还有痕迹，他们用烟火烧我的脸、背，烧全身。然后他们用还热的火灰从头上倒下来，在我满身是血和伤口的身上涂上火灰，这种痛苦可想而知，但我已失去了痛的感觉。”
客和他的姐姐也同样受毒刑，然后各监禁在另一房间。半夜12点多，郭老伯被拖回狱房，还有第二的儿子金哥也受毒刑后和兴哥以及他爸爸关在一起。大家都伤痕累累，痛累地倒在地板上，他们躺在爸爸的左右，郭正老伯还对他孩子说：“我们千万别牵连别人！一切危险我们自己担当！”三个人躺着都不能动了，过了一会儿，大约一点多，他们看到爸爸没声响，金哥便试探他鼻子，已没气了。他们知道爸爸已离开苦海了。他们没有眼泪，一动也不动地与去世的爸爸一起躺到天亮。
天亮后守门的兵才来开门，看到如此情形便把郭老伯拖出去。叫松伯港老人会处理丧事的华人来。这些华人见状大为不平，要求用棺材装郭正老伯尸体，但被军人拒绝了，军人拿来麻袋剪去连缝的部分，便叫他们把老伯尸体放进麻袋，叫他们扛回松伯港草草埋了。
我们有这么坚强的群众，为了保护我们的同志和组织，郭正老伯宁死不屈，就是在牺牲的最后时刻，他还交待孩子们千万别牵连别人。郭正老伯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正义行动非常可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