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19：
第二篇，《西加风云》选篇 10：第十二章、武装斗争化整为零后的新策略
第十二章、武装斗争化整为零后的新策略
第1节. 火焰山部队转移到三站
第三站是武装斗争的后方，它是在木杆、乌洛、枋山、昔邦一带属高原丘陵地区。本书第一篇有关“西婆罗洲华人历史”中，已较详细地介绍了十八世纪,中国华人不远千里来到西婆罗洲开金矿的历史记载，十几个华人开金矿公司区域即是鹿邑和顺公司的范围，如林田公司、乌洛公司、大港公司等、鹿邑公司等，就是在三站的地盘内。这里曾有过和顺公司工人军与荷兰殖民统治者战斗的故事，深藏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九卅事件发生后砂拉越游击队最先在此建立“三站”联络站，以后此站由印尼西加印共工作者王明，统筹印共游击小分队以及联系指导沿海地区地下组织工作。
林平负责三站周边的木杆地区各村（徐人港、三巴雨历、高山背、木杆埠头及乌洛等村镇）的群众工作。永强和张瑞等在枋山窝禾领导那儿的群众工作。而昔邦方面的工作由海涛负责。
各村的男女青年自願地组织民兵团，在“民兵营”中进行军事训练，政治辅导及医务训练，人数达三、四十人。决心参加武装斗争的青年一部分调往火焰山基地，
因贝辉带兵袭击群众营，一千多名群众男女老幼，被敌军押往木杆镇，然后用小汽船分批押下文岛宜。再送往山口洋“巴士兰”集中营，而其余的妇孺老幼则被集中到山口洋难民，结束了群众的逃兵生活。
对于作恶多端的军方走狗，组织上决定给予应有的惩罚。胡文忠在山口洋市街上公开被刺杀身亡。贝辉从邦戛逃往假狮，一天夜里正当他在民众家聚赌之际，被当地组织上的负责同志枪杀。还有其他各地区也同样进行了类似的行动。此次除奸行动令民众大为振奋。
边区武装斗争暂时失败了，火焰山部队分散转移到三站，暂时保存力量。在敌我强弱悬殊、失去群众参与和支持的情况下，苏哈多军大规模围剿，使武装部队陷入被动地位，无法进行游击战争，于是部队领导梭菲安决定退回白区再搞群众工作，重新打好群众基础是基本目标。全部火焰山部队成员撤回第三站。
根据长远的政治斗争观点，分析其发动武装斗争的时间、地点、民族情况，第三站是不是有利于武装斗争基地的条件？
一、昔邦木干一带清一色是属华人区，被达雅族村庄紧紧包围着，一有风吹草动华人逃不了；
二、革命斗争没有与其他友族携手合作，没建立与其他族群的统战工作，没有群众基础。
三、1967年发动革命武装斗争是正当苏哈多篡夺政权后，他们狂妄地屠杀印共，反华最疯狂时期，华人成了代罪羔羊，发了疯的族群又受到反动军人反共反华的宣传，华人处在最下风，华人虽被迫拿起武器跟军人干，但友族却受到军人的挑拨离间向华族群众杀过来，这里三站的群众就站不稳了。
在军人子弹的逼迫下，他们不得不都集中起来建立群众营，这样一来这里的华人群众已不能成为武装斗争的支柱，却成了武装斗争的负荷。不是革命群众帮助西加党组织解决人力物质的来源，相反的是西加党组织必须帮助群众解决吃的、住的、医治病痛以及保护他们的生命危险。
军人配合达雅族不断围剿，从中又出现叛徒，群众全被集中赶出革命武装斗争区域，党需要革命群众铜墙铁壁的支持，在实践中党的路线违反了革命理论，鱼不能离开水，党不能离开革命群众。武装斗争的路线错误了，就使党失去了群众的支柱作用，结果失败了，从三站走出森林再投入白区工作。
第2节. 重整旗鼓
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当火焰山部队及其他部队残余战士，突破苏哈多中央军联合大规模围剿以后，全部残余的战士与干部化整为零转移到沿海白区山口洋属厥兰坪，总领导人梭菲安决定召开第一次党干部工作会议。主要干部是树华、张瑞、林英、永强、展明、林平、海涛、老虎、东方红、老马等十多人，在陈武侠主持下学习辩证唯物法则和毛泽东选集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接着便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梭菲安也作自我批评，会上总结了六七年开展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上今后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
会议决定：
1. 因局势变化暂时停止武装斗争，部队化整为零。
2. 实行两项任务：
a.重新整顿党组织
b.成立A局、B局
3. 决定全面发展群众工作路线。
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西加武装部队成员转移到三站最后走出森林来到沿海区，他们脱下军装成为平民，落实到群众中去，和农村群众一起到田里种田，海里撒网打鱼，一起吃苦和群众打成一片。由于被排挤、受轻视的华族群众中搞工作比较安全，他们大都是同情者，然后逐渐争取他们成为支持者。
为了更好地展开群众工作，首先决定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西加新印尼共产党，以梭菲安、陈武侠、王明为最高党领导小组，同时还第一次建立西加党领导的AB局，A局是坤甸、松伯港一带，B局是山口洋百富院一带。
以后又再重整，区委会属下有各村的负责同志，每个村中都有积极分子和群众中的保垒户。村负责人在区委会的指导和协助下，在定期或必要的情况下召集建众小组痤谈会，讲政治、局势、党的方针路线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以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一些有条件的村单位还进行集体生产种农作物，以增加组织的经济收入。从这些活动中锻炼群众的组织纪律性，提高政治思想，非常有效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力量。
有关西加党组织刊物《劳动报》，这份刊物原由陈武侠主编，但当他前往山区领导武装斗争之后，坤市的《劳动报》编辑工作由郭克、阿光和阿庆等人负责。郭克被捕后，便由阿光、阿慕、阿庆三人共同负责。不久后阿庆变成消极脱离革命队伍，老马从山市调来与阿慕一起负责《劳动报》之出版工作，直到一九六九年底在陈武侠直接领导下转移到砂坝港地区，老马及阿慕等也转移到砂坝港。阿云、阿志和阿德三人加入编辑出版工作，並把《劳动报》改名为《燎原》。另一份是党报《红旗》，党员必读，由梭菲安直接掌握，老马为执行编辑。
一九六九年中，沿海白区地下组织工作及群众工作全部由陈武侠所掌控。梭菲安、陈武侠和王明三位最高领导层中间发生意见分歧，领导层出现了矛盾。三位领导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党的工作策略和方针上，特别是着重对内地达雅族群众工作，这是搞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因此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卡江上游内地落后农村，开展达雅族的群众工作。
一九六九年五月，组织内掀起“批判学思”的运动。是因陈武侠以学思笔名在《燎原》刊物中论述组织工作的问题，陈武侠认为不必急于搞卡江达雅族工作，必须先打好华族群众基础。由于领导人内部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统一思想，明显地出现了陈武侠独个儿与梭菲安和王明的意见分歧。
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作，组织把梭菲安准备接到敌人鼻子底下的松伯港一间亚答屋住，一九六九年六月间的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交通员阿宝租用一辆军用吉普车到砂坝港接林平，警卫员学平坐在后座；林平和司机坐在前座，四个人全穿上绿色军衣，戴上军帽，每人各持冲锋枪以防万一。他们登上吉普车后，司机（交员）加大油门快速前进，一路上有许多军人和民防队员的岗哨，汽灯通亮如白昼，幸好一路上通畅无阻，当晚一点正抵达松柏港市郊。
在松伯港住了三个月又转移到远离米仓十多公里的森林处，此处位于勿里里河上游，没有公路山道可通，沿水路才能抵达该处，这就是以后被称为“愚公山”的据点。上下“愚公山”或运送物质的工作都经过周密的伪装掩饰，一般人不易察觉。 “愚公山”这个据点，脱离敌人的监控，又不为外人所知的安全地带，神不知鬼不觉地让西加组织最高领导者和一批革命战士在那儿生活了数年。
第3节. 有关“愚公山”基点
在“愚公山”召开党干部会议，在这儿开展滨委会属下的各区委会开展政治教育的学习班。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负责人和群众中湧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对党的重要文件──“自我批评”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从中提拔村干部、中级干部等，因不断开辟新农村党组织，于是干部的培养教育是党最为首要的问题。
一九七零年三、四月间，梭菲安和王明在“愚公山”主持了第二次干部研讨会，学习印尼共产党的重要文件“自我批评”及其他革命理论，参加的人数有林平、林英、老马、张瑞、展明、永强、林醒、老虎、海涛。学习完毕后，召开了第二次干部工作会议。参加的干部对一九六七年武装斗争至一九六九年党组织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总结对党组织今后的工作，制定了其战略性目标和具体的方针、策略。并成立了新的党领导机构，即省委会，滨委会，卡委会。
第4节. “愚公山”会议的决定：
会议通过了以梭菲安为书记、王明和林平为委员的西加印共党组织最高领导机构；省委会属下的滨委会以林平为书记，负责领导沿海地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卡委会以王明为书记，负责卡江上游的党组织和群众工作；党的宣传及党刊物出版由老马负责，直属省委书记梭菲安掌控。大会制定并通过今后西加党的战略目标与策略方针，其要旨如下：
1．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印尼共产党的“自我批评”为指导，进行长期、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以及在偏远的卡江上游落后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2．建立西加印共省委会，逐步在各地区建立党委会、党支部和党小组。
3．加强各基层干部、工作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印尼共产党的“自我批评”文件的学习和教育。
4．把卡江上游内地落后农村的达雅族工作，作为党组织的重点工作，把主要的干部调派到落后农村与达雅族群众，实行“四一起”即冋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作为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
5．巩固沿海地区的群众工作，调派干部进入沿海内地达雅族乡村和马来由族乡村开展工作。
6．坚持白区的地下工作原则，避免公开暴露；建立严密的地下组织。
7．以合法身份打入各合法社会团体，进行宣传鼓动并引导群众展开合法形式的斗争。
卡委会由王明负责领导，初步工作主要是调派干部打入卡江上游一带，因此卡委会仍未有委员。一九七零年初，一批上层的领导干部开始顺利投入卡江上游各重要城镇，在那里以合法的身份、公开的职业立足下来，
第5节.滨委会最后改组：
滨委会历经几次改组，最后一次改组是西加沿海地区直至党组织，全面崩溃的最后一层滨委会，
书记：林平；
委员：陈武侠、哈山（爪哇族）、乌末尔、发青。
改组后的滨委会，具有以下特征：
1. 华族与爪哇族成份的相结合。
2. 老、中、青年的相结合。
3. 滨委会委员直接兼任区委书记。
第6节. 五·二五政治行动
一九七二年在滨委会领导下，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行动──“五·二五政治行动”。这是七一年“锄奸行动”后的又一次政治行动。该行动由滨委会提议并获省委会认可的一次政治行动。为纪念五·二三印共党成立周年纪念日。这里所指的政治行动就是张贴反对苏哈多右派军人政权的传单和标语。五月二十五日清晨六时，在同一时间内，西加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出现青红兰绿各色传单和标语，在政府机关、警署，甚至长沙坝军事训练所学校同一时间升起红色印共党旗。“五·二五政治行动”轰动了整个西加乃至于全印尼。
“五·二五政治行动”并非偶然或突发之事件。它是西加印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开始转化之下产生的一项政治行动。党组织领导人是想通过此政治行动来激发群众乃至于党员、干部日渐低下的革命斗争情绪。
组织上决定进入落后农村的立足点，应该设在卡江下游处的一条出海支流北岸的大森林。这一地区位于昔加罗南面，那里已经有干部投入，待那儿的群众工作搞得差不多之时便能逐步向上转移。该地区东北边便是彬路，南面靠近西加与中加边界的“拉夜山”，属于西加最高的大山。按计划以后便可以在此建立武装革命根据地。
领导上急于转移到达雅族落后农村之山区，是因考虑到“七·二五政治行动”后的局势可能会紧张，担心在“愚公山”不安全，才急于转移。
省委书记和警卫队员转移到古务农场后，西加党组织派去谒见印共国外党代表团的陶青回来了。他顺利会见了党代表团成员。早在一九七二年省委会决定派人去与国外党代表团建立联系。临行前，梭菲安在“愚公山”召见陶青，并把西加党组织自“九卅事件”后的一切活动讲述给他听，要他转述给代表团。经过一番功夫终于顺利前往。在那儿停留两个多月后，经过对方深入调查后便获准见到了党代表团成员；经对方的不断盘问审查后，陶青把西加省委书记所交代的事情转达给他。对方没有自我介绍，只要求陶青将其面孔特征告诉省委书记必会清楚会见者是谁；对方要求西加省委会调派省委会成员前来面洽。
当时省委书记忙于召开省委会讨论当前局势发展和对策，对陶青传达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待后处理；陶青暂时被委派去椰加达，等候决定。
第7节. 省委会最后工作会议
省委会三人就有关当前的局势作全面深入的检讨。由于有些组织遭破坏，一部份工作同志被逮捕；更加上以往组织活动方面过于暴露，预测将有更多的同志会遭到逮捕，党组织将遭彻底破坏。领导人已感到其危险性，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以往组织上的一切活动。检讨从一九六五年“九卅事件”后直到目前为止组织上各项活动，以寻找对策加以全面整顿。此次省委会开会讨论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并对十几项组织工作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最后决定将设法召集十位重要的干部开会讨论上述决议，并重新选出新的省委会来领导并执行会议之决议。省委会也决定了这十位重要干部之人选，其中包括陈武侠、老马、林英、哈山、乌末、张瑞、树华、老虎、永强、林醒。但是两个月后时局发生变化，情况极为紧张，续之不断发生逮捕和变质之现象，省委会计划召开的重要干部会议无法付诸於行。（部分取自林平《西加风云之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