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17：
第二篇，《西加风云》选篇 8：第七章、“火焰山”基地及部队；第八章、10·13保安站的战斗
第七章、“火焰山”基地及部队
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军人右派势力对印尼左派势力的血腥镇压，西加革命领导人梭菲安、彭任能及陈武侠总结了经验教训，虽然没得到中央的指示，但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把过去错误的议会斗争迅速转为秘密的地下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反抗苏哈多政权的政治迫害。因此便开始准备“安点”通往山区的联络站。
西加革命工作者在昔邦联系上砂拉越搞革命工作者，于是便开始铺道工作。从坤甸到山口洋及其乡村都有几个秘密站，这是通往火焰山必经的道路。另外是孟加映地区安排了好几位主要的群众工作干部，也在紧鼓密凑开辟一条通往武装斗争的道路。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拉越革命领导人黄汉等第一次进行会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和决定。
1967年4月16日由于苏哈多反华浪潮越来越疯狂，于是梭菲安在火焰山基地发表关于西加华人的决策，其中指出：
一、印尼革命运动必须根据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压迫,而非以种族观点即原住民与非原著民来看问题。
二、华族应成为斗争的积极分子，反对排华斗争；
三、必须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四、配合全国与国际革命形势发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
五、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积极支持北加人民的斗争与加强合作。
具体路线是：
一、尽快培养各地区的华族干部以领导华族反抗苏哈多的排华政策。
二、反对自发性和宗派主义
三、呼吁西加华人要团结起来，联合砂拉越革命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号召边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指示昔邦搞联络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与砂拉越领导人黄汉进行更进一步商讨合作的问题。
会议决定：
一．成立西加砂拉越联合部队即“火焰山部队”Pasukan gunung bara。建立火焰山基地。
二．军事方面由砂拉越负责。
三．成立宣传组，在火焰山部进行宣传教育。
四．后勤工作互相配合，巡逻、准备粮食、开辟稻芭自力更生等。
五．成立联合指挥部，黄汉为火焰山部队司令。
六．地方和内部工作各自处理。
火焰山总部有：司令员黄汉（砂拉越）、梭菲安（印 牺牲）刘晓（砂拉越 牺牲）；军事组组员：邓亚礼、鲁成、刘乔治（砂拉越）；宣教组：老何（砂拉越 牺牲）林英（西加）；医务组：文军、胡阿山（牺牲）、蔡惠娇、红云（西加 牺牲）；火焰山部队印尼队长艾芬迪（西加 牺牲）副队长山佐约（西加），政治部主任黄坤涵（西加 牺牲）、火焰山部队西加属下支部书记林英、民运工作爪哇人阿曼（牺牲）、阿山（牺牲）、哈山（牺牲）等，还有警卫队、运输队、生产队、侦探队、群工队等。
西加火焰山部队队员，他们都是因反对苏哈多政治迫害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当西加印共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合作建立火焰山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消息在华族群众中不胫而走，面对种族迫害下的西加华族群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反对苏哈多反动政权的情绪不断高涨，于是群众工作者在进行革命宣传时，他们热心地对革命武装斗争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年青人更毫不犹疑地进山参加打游击，他们大都不是印共党员，他们仅是被迫上梁山的积极分子，在昔邦经过训练筛选才上火焰山基地。
火焰山从名称上好似燃烧得非常炽热的山，象征着炽热的革命烈火。其实这地区倒像是冰山雪地，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四、五个人才围抱得过的大树，仰望树梢是参天般的绿叶，遮盖着看不到天空的森林，所以气候非常寒冷。白天洗澡仅跳进溪里去浸一下马上穿衣，晚上更冷得想要烤火。为了激发同志们革命信心，所以取名为“火焰山”。
“火焰山”基地总部队员大约一百多人，分别住在三个大营房，围绕着中间居高处的一个营房，这里是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处所，营房中间是梭菲安寝室所在，有一张工作桌，桌上有收音机和打字机，梭菲安经常坐在这里工作、看书，晚上便点上油脂（darma）以代灯。
地板是部队队员砍来的圆小树，用藤绑上，铺上用长叶编织成的草席。一个厨房，炊事员在这里煮大锅粥。山下边两个大营房是战士们的驻扎地。从营房走下坡便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战友们在这儿冲凉洗衣，喝这清清的泉水。
白天大家执行各自的工作任务，每天晚上西加队员由西加文宣部林英领导展开学习，读毛主席著作或劳动报、政治文章，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山里没有汽灯，只点上达尔马油脂，油脂树在火焰山才有，只要砍了一个缺口，就能流出很多粘粘的树脂，碰到空气就变成洁白硬块的结晶体，晚上就用油脂代蜡烛，在油脂光下学习看书。游击队员行军到别处也经常携带当照明灯用。
火焰山附近不远处有稻芭，以自力更生的口号种上了一大片的稻禾。队员们经常轮流到稻芭拔草。因为处在大森林中，因此这里暂时还是安全区。
最初大批白区来的队员吃一碗稀粥还能支持，以后粥加蘑菇。根据有经验的战友说，只要蘑菇上有虫就不会有毒，我们的粥上都浮着无数的小虫，但大家都不在乎虫了，只要有得吃。男队员食量大，当然这一盘稀薄的粥一下子就消化完了，饿得饥肠辘辘的坚持着，他们有的便在运输或出外的时候找其他可下肚子的东西，榴莲核、蘑菇、野菜等，其中有山蒜，大树上结着的小颗圆圆的山蒜，像蒜头的味道，他们因吃了山蒜子中毒，有的中毒昏迷后经抢救能活过来，但有的肚子胀而死去。
除了领导人背AK和CEME外，女队员一般上有小型的士登（Sten）冲锋枪，男队员大部分是步枪，有的还没有枪，大家背着枪背粮食，去稻芭，行动比较困难，但枪不离身。
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驳火事件发生后，稻芭和火焰山也相继暴露了，队员们在梭菲安和黄汉的领导下，转移到更高的“老何站”。老何站有一班队员的营房由老何负责，为了更安全起见再撤退到最高的“长凳栋”。这里的山居高临下，有一千多米高，山上只有狭窄的山顶，就在险要的顶点挖一个个能蹲着打的战壕，我们就蹲在这儿以迎接围剿的军队。
苏哈多军逐渐摸到总部的驻扎地，火焰山生产地还未收获就被军人发现了，虽还没来此地进行大围剿，但因缺乏粮食，要维持上百人的部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梭菲安把大队分成小组，由各小队长带队在森林里坚持，跟军人捉迷藏。失去了群众撑腰，没有粮食来源，游击队完全失去战斗力，无法进行反围剿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后，梭菲安总结经验，认为我们只是躲藏不能反击，革命斗争是处在极被动地位，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重整旗鼓，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便把部队化整为零。
1968年初西加、砂拉越两股合一的部队终于分手了，黄汉带领砂拉越游击队离开火焰山，开回砂拉越第一省森林中坚持斗争，因形势所逼于1973年10月27日走出森林，放弃了武装斗争，1974年7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走出森林放下武器的人数共570人，尚留在森林里坚持斗争的战斗人员173人（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52人，和东部北加人民军133人）。因马来亚政府方面不断进行围剿，游击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粮食完全断绝，饥饿、牺牲和病逝，使部队人数不断减少，最后在1986年5月30日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16名队员全部在印尼境内被捕，西部武装力量完全消灭。东部北加人民军在洪楚庭司令员的领导下，最后坚持到1990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26年的武装斗争。
1968年西加火焰山部队战士与砂拉越战友们分手后，西加方面生病的送回王明站，并且分批撤回白区，经过长途跋涉、跨越重重困难，终于再回到沿海区重整旗鼓，重新投入群众中搞群众工作。
战地这个背叛组织的队员，晚上在长凳栋趁队员们睡觉时候持枪扫射营房，这组队员有的被他扫死，有的逃脱。西加武装部队陷入苏哈多军队重重的包围中，把整个森林踏平梳理干净。在此危险困难的情况下，其他个别武装小组被迫尽量避开军人的围剿，也撤到第三站昔邦、木杆，脱下军装，重新走进白区搞群众工作。西加省委书记梭菲安在警卫员的保护下，也转移到白区乡村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队在农场一带山区周转。
第八章、10·13保安站的战斗
华莪附近群众不愿出去投降，就在大山林中盖起几座群众营房，建立一个保安站。保安站就是民兵站，就在离群众营约五百米处，当地青年民兵觉悟性高，已在民兵站前挖了战壕，民兵战士们守卫着群众站里的上千名老乡。
火焰山部队领导者梭菲安派我和医务组红云，帮助群众处理卫生健康问题。群众为了躲避苏哈多军人的屠杀，他们跋涉重山越林，老人孩子在这种坎坷历程，其情况非常糟糕，当时出现很多生病的、发烧的吐泻、胃病、风湿病、疟疾病、生疮的，有的走山路伤到手脚的、小孩头上生疮的，在森林被迫集中的情况下没有医生，医药极有限，伤口因苍蝇下了卵伤口腐烂虫在钻，红云非常细心地给他们处理，天天给他们洗伤口换药，生病的只能用针灸处理，以关心群众的病痛健康问题。
1967年10月12日离保安站半公里处，火焰山部队连长刘晓，带着一连战斗队，在驻营地准备吃粥。营地被发现，乔治排和围剿军驳火了。班长瑞荣、亚木、景胜、马里、惠根、尖兵张添等马上与围剿军驳火，军方五人被打死，游击队方面曾贤中弹牺牲。军方撤退，刘晓也下令撤退至保安站。
保安站在M字形山坡的左上峰，右山坡较矮而且有十字山路，右山坡还有民兵挖的陷阱，军方要来进攻必经山坡下爬上来，保安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当刘晓带领战斗队来到保安站时。他领导部队队员重新挖好加深民兵挖的战壕部署战场，n字形的战壕，战壕前面插上树叶作隐蔽，有一株大树斜横在离战壕十多米处的山窝下，这是很理想的战斗阵地。
当时我因有任务在身也在群众站，同时帮助关照群众。我得知我弟阿世已来到保安站，好几年没见他，早上七点多我特意去保安站看望他，不上十分钟我已来到保安站，也亲眼见到了这准备作战的庄严阵势。
我和北加军事作战指导员刘晓握手见了面，他很谦虚完全没有领导人的架子，穿着整齐的军服，高瘦个儿,白皙的脸上有一双坚定锐利的慧眼。有经验的刘晓同志，一边指挥工作一边鼓励同志们的志气，士气很高。
早晨大家接受和执行各自的任务，乔治已带一队去巡逻，刘晓部署了工作便到山崖下冲凉。我弟阿世告诉我，等下可能会有一场战斗，因为围剿军已跟踪快来到这儿了，老刘已派人通知疏散群众。我怕群众未疏散，若打到群众站一千多名群众将造成莫大损失，我赶紧回群众站想帮助疏散群众，但刚走不远，枪声、吊炮就在我头顶的树干上爆炸开了，树枝不断掉下，当我回到群众站时，群众全都已疏散藏起来了。
事件发生后阿世告诉我，我刚离开保安站一会儿，站岗的队员阿影隐蔽在山坳大树下，看见军人马上往上爬回来，就报告说围剿军已出现，当时刘晓在山沟下洗澡，阿世迫不及待地从山上急急下去通知他：“刘同志，兵来了！”耳有点聋的刘晓未听清楚已被阿世拉扯上来，来不及穿衣服，他已知情况很严重了，即刻跳进战壕指挥战斗，小梅同志递给他毛巾围在身上，边打边穿衣服，就这样拉开了10月13号保安站最激烈的战斗帷幕。
阿香和阿影说，当时保安站的阵势是指挥员刘晓、老何站在中间，陈山（砂拉越）和阿香（印尼）站在左方弯角，艾芬迪站在右边。阿影补充说，参加者有良平、甘达、阿影、林松、阿然、阿世、阿香、小梅（女）、阿安、雅头、海洋、黄狗、惠根、阿拉、梅英（女）、莲英（女）、云山、小赖、李四、伟保。这些都是刚参加的印尼游击队员
几个队员用火药枪瞄军人，有的新战斗员还未发得枪支，他们就一边帮助有枪的队员找目标。军人爬上横着阻拦围剿军的大树上，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好几个掉进了铺好的陷阱，啊哟！啊哟！嚎啕大叫，他们不敢冲锋了，只匍匐着前行，一跨上大树又被瞄准的几个枪手射中了。艾芬迪打得好凶，他拿的是AK捷克新式自动枪，在战壕右角瞄准着打，军人不敢再抬头。他们的队长大声喊叫：“前进、前进！”但是军人不敢再冒险。
军人改用手榴弹投向保安站，不偏不倚落在挖好的战壕里，可能因为潮湿没炸开但还冒烟，指挥员刘晓急忙战斗员把丢进来的手榴弹拾起来向军方扔了回去，我弟弟阿世还扔了一个回去，陈山说他反扔了好几颗。当时丢进来的十几颗手榴弹，若在战壕里炸开可能死伤人数不可胜数，说也奇怪被反投掷回去的手榴弹都在军方开了花，死伤不少兵，哭叫声、喊妈声混成一片。只听到他们的上级逼他们“前进！”“笨蛋”的嚣骂声。他们拼命打吊炮，吊炮在近距离是打不到的，只听见在树梢的爆炸声和树枝折断了的声音。
阿世说虽然队员很多都是新战士，但在老刘同志的指挥下士气非常高，他一边打一边领导大家高喊雄壮的口号和唱语录歌:“打倒苏哈多！”“团结就是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响亮的歌声压过了凄厉的叫喊声和枪声、爆炸声。这时一颗子弹打进陈山的胸膛，他受伤了。
阿香双手示意着对我说：“我和陈山站在左方弯角，因为他是这样抬起右手瞄准打的，军人的子弹从右方打过来。”阿香非常详细地向我比划着说：“当他中子弹倒下来的时候，我扶着他，把士美枪放下，红红的鲜血喷出来，还喷到我呢，我赶快撕下他一块衣角布，把布堵住枪伤口，血还在流，陈山的枪被没有枪的良平拿起来向军方射击。“
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二点，战斗了六个钟头，突然枪声停了下来，包围军撤退了，军方打了求增援兵信号弹。
阿影说：他们三百多个士兵不够还打三次信号弹求援，这时指挥员刘晓也打了个信号弹，乘围剿军喘息的机会命令战斗队赶快撤退。由向导伟保带队穿越山沟的时候，伟保被一颗流弹击中倒下滚进山沟牺牲了，他不是在战斗的时候牺牲的。
指挥员刘晓马上率领大家撤回保安站，然后在队伍撤退的后面向军方进行三面猛烈扫射，第二次再由雅头作向导带队向前冲，阿安背着受伤的陈山，全体队员安然撤退。
1967年10月13号的保安站激战，从群众探得的消息称，军方跌进陷阱和中弹的，死伤20多个，用几辆军车运载死伤者。
军方传言说：“游击队里有上千名中国志愿军，声势才这么浩大，不然哪有这么勇敢的战士在战斗中唱歌喊口号，我们仅几百人的军队哪能包围得住打得过呢？”
根据参加战斗的战士的叙述，那次参加战斗的大多是新战士，拿士美枪（自动新式机枪）的是比较有战斗经验的三位砂拉越指挥员和战斗员即刘晓、老何、陈山和西加的艾芬迪（火焰山队长），加上几支步枪、火药枪，其他是手无寸铁的新战士，一共也只不过25位火焰山部队队员！这班进攻保安站的围剿军真倒霉，在回营的路上再碰上巡逻的乔治队又被痛打一顿，死伤几个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