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16：
第二篇，《西加风云》选篇 7：第五章、西加革命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7.13华莪飞机场事件
第五章、西加革命酝酿游击战争的爆发
九卅事件发生后，还活着的西加印共党领导人梭菲安向党员、积极分子发出指示：“各自保安，等待苏加诺总统的决定。”大家都认为这是陆军内部经常发生的矛盾，不久将平静下来。然而局势越来越糟，许多组织成员、外围组织、进步人士、华族领导人等都被杀害被投进监狱。以梭菲安为首，其次是彭任能、陈武侠等领导人还未被捕，在彷徨中意识到苏加诺总统已失去自由，无可等待。终于决定从合法的议会斗争转入地下，反对苏哈多统治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斗争。同志们除了一部分还能自由活动外，其他黑名单上有名字的同志都尽量躲了起来，他们躲在这家群众又转移到那家群众，这家暴露了又转移到另一家。
梭菲安等一伙人天天在躲避侦探，转移又非常困难，甚至曾被装进木箱里用三轮车当货物运载转移。因城市侦探多，军方的目标是从多方面搜索最重要的还未被枪杀的首领，他们还想把一切眼中钉一网打尽，以除后患。
大家都在无奈地等待局势好转，但是日夜不停地逮捕和屠杀，使党员、青年团员、积极分子、进步人士感到完全失望。为了找活路，因此觉悟到只有到森林中才能避开搜查逮捕，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针锋相对地解决苏哈多法西斯政权的残杀。
当时九卅事件后，第二把交椅的彭任能，主张搞卡江一带的群众工作，因为那边是彭任能的工作范围，还有一些群众未暴露，并且军警比较薄弱，他们也不太注意落后农村，尤其是达雅族群众。从那里还能打通东加、中加及北加，团结其他外省群众，进行反恐怖斗争。这样又能保存自己，不至于束手就擒，还可以让革命队伍逐渐壮大。
1967年，彭任能患上肺癌，他是黑名单中的重要人物，不能去医院医治而在群众家病逝，他的计划就此搁浅。
另一方面梭菲安、陈武侠等领导急于通过关系联系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上面已经分析过，因为砂拉越革命青年正掀起抗马斗争，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当苏加诺政权被苏哈多取代后，苏哈多军政把抗马变为联马，即联合英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而对砂拉越革命者进行大规模围剿。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印尼立足，受到印尼军和马军双方面夹攻，因此他们也在寻找可以联手的对象。
1966年6月印度尼西亚抗马自愿军司令苏巴佐，被苏哈多召回雅加达被监禁并被杀害，换炮兵驻扎在华莪军营，这些炮兵是苏哈多的忠实执行者，他们非常排华，用坏手表换胡椒，抢农民的种植物，有鸡抓鸡，有果采果，他们要什么拿什么，每天进华人园林敲诈恫吓，看到有中文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惩罚，甚至受拳打脚踢，强迫华莪华人无代价给他们修路或做其他劳役。华莪人民无法忍受军人的无理欺压，当时在砂拉越革命者宣传下，不少群众参加砂拉越队伍。乔治、鲁成等是砂拉越游击队分队负责人之一，他们组织当地人民进行军事训练，华莪青年20人接受一个星期的军训，从万诸介行路来了一百多位群众要求军训。
1967年4月，印尼地下工作者在昔邦联系到砂拉越搞后方工作的蔡国志，因此才联系到砂拉越领导人黄汉。西加领导人梭菲安、陈武侠、王明与砂拉越领导人黄汉根据互助互利为出发点，作出若干基本决定。准备展开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武装根据地，命名“火焰山”（Gunung Bara）。留在白区城市里的地下工作者则展开地下活动，发展群众，筹备经济、供应部队人员。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北部华莪、孟加映乡村搞地下工作者陈鸿义（牺牲）、李松源（苏拉民已牺牲）周淑芳（阿兰已牺牲）、林文佳（阿林已牺牲）把北部边区村庄连成一片的红区。这一带的群众工作正在酝酿着游击战争的爆发。
7.13 华莪飞机场事件
华莪（Sanggau ledo）是西加省山口洋市最北部的一个城市，从山口洋经白芒头、凹下再经过盘旋回转的山头小路到达孟加映，再上就是华莪。这一带到砂拉越边境是原始森林和蔓延不断的山。大概因为和马来西亚只隔着这堵青山墙吧，所以显得特别险要。华莪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殖民政府建的，以方便军事联络，以后成了苏哈多前线军驻防地，这里有军事仓库,抗马时期储藏的苏联、中国、捷克、美国等各式各样武器。
当时边区华人一方面受砂拉越革命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苏哈多反共反华暴行引起不满情绪，所以广大的华族乡村都秘密地掀起了反苏哈多斗争。1967年4月间，万诸介、孟加映、华莪一带群众斗争热情高涨，6月西加各地又上一批新兵，由砂拉越游击队军事指导员帮忙训练。
1967年7月13日得到情报说7月17日印尼军军头要来华莪察看，由于6月间华莪驻军内部常发生冲突事件，他们内部各集团拔枪相对，为了避免冲突，于是他们的上级便命令全营士兵，暂时把枪支收藏进军事仓库。
游击队缺乏枪弹，这是武装斗争的关键问题。为了补充枪支，必须从敌方获得武器，刚好火焰山领导人获得新的有利情报，给他们一个动手的机会，知己知彼是武装斗争最主要的环节，经过周密侦察仔细策划，经过领导上对情报分析的结果，认为在他们深藏武器在仓库的时候，敌方没有武器，正是夺取武器最好的时机，他们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967年7月13日作出战斗的决定后，便开始部署。7 月14 日黄汉、梭菲安、刘晓三位高级领导人傍晚到达华莪，15号下午3 时阿礼带来三位当地向导，正巧在15 号到16 号早上是掌握军火库钥匙的值班员，15 号下午5 点开始袭击准备，印尼方面参战的有：梭菲安、海涛、文多罗、艾芬迪、海洋。亚礼找来八十多位地方群众，至于行动计划为了保密他们并不知道情况，他们在乡间田野上紧急行动，在不平凡的黑夜中迅速按计划埋伏，等待命令。
第一阻击组剪断敌方电话线，埋伏在路旁，准备给援军痛击，第二阻击组向敌方营房移动，准备卡住军营与军火库之路，另一组已经在破坏军方的全天候操作的无线电台。凌晨1点30分传来了一声枪声，讯号枪打响了，灯光熄灭整个飞机场一片黑暗。
在战斗队指挥员的指挥下，领导执行任务的群找到值班掌管军库钥匙的军人打开牢固的军事仓库，缴获一百多支武器，50多支来福枪，50多支冲锋枪，几十盒弹药，都被运输的群众搬走了。梭菲安还特意留下纸条说：“对不起，我们借用你们的武器，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派。”
天亮之前抢军火大队撤回火焰山基地，安放在安全的地方。7月15日凌晨，就这样轻易地吹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的号角，挑战印度尼西亚苏哈多政权的武装斗争突然爆发了。当时参加飞机场战斗的，冒这么大风险的竟大部分是未受冲击的农村革命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