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风云 Unpredictable Events In The Equatorial Land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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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15:
第二篇,《西加风云》选篇 6:
第
三章,西加印共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第三章

西加印共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2年苏加诺总统积极支持砂拉越人民,反对英殖民统治下的马来西亚封建官僚买办集团成立的所谓“马来西亚”联合政府的正义斗争,还号召印尼人民积极参加抗马志愿军,在西加里曼丹地区成立一个军事对抗马来西亚的前线作战司令部,苏巴佐为前线总司令,准备协助砂拉越游击队展开抗马军事行动。

     1964年初,在文铭权、黄纪作等砂共领导人秘密安排下,得到苏班德里奥外交部的协助,派十位到爪哇泗水的一处秘密军事基地,接受一个高级军官训练课程。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后,他们回到西加里曼丹三发县的阿桑山(Gunong Asuan)。於1964年3月30日成立了第一支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的人民军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sukan Gerila Rakyat Sarawak -PGRS)。

     这支部队的建立是得到印尼外交部苏班德里奥派的支援。武器、弹药、医药、粮食等全由他们供应,他们派数位军官到阿桑山协助训练部队兼处理一些供应物质问题。

     1965年9月19日坤甸会议之后,留在山口洋和坤甸地区的数百名人员,都在短期内被分配去东部和西部建立部队和基地。

     在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增加了人员,进行扩建,它设立一个总部作为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中心,领导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总部设在第三支队。总部的领导成员有:司令是杨柱中,政委是黄纪晓,后勤总务是李玉兰,谢嫣素是负责国内第一省的地下工作,林和贵是委员(暂留西部,原本安排去东部)。后来叶存厚到达双空后,经会议同意,总部的职务做了调整:叶存厚加入总部,并接任政委职,黄纪晓则改任副司令。总部的司令和政委,又兼负二支和一支的领导职责。

     世界革命形势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南半岛,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已在蓬勃发展并不断取得重大的胜利。这些已提供了有利的国际革命斗争条件,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砂拉越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1965年9 月30 日印尼发生政变,苏哈多篡夺政权,苏加诺被软禁,整个印尼政治形势完全转变为大规模反共反华,抗马反殖政策转变为联马反共,过去的朋友变为敌人反过来打击北加砂拉越的革命斗争,此时印共和北加当然也可以联手对抗同样的敌人。

     1966年各地已开始大规模反共排华,西加也不例外,华总、校委、校长、教师、华人商会、工会等都被点上黑名单,山口洋邦戛三发孟加映华莪等地华人领导都被载往坤甸,他们激动地号召华人团结起来,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还高声演讲鼓励华人,他们全被载往坤甸甚至有谣言说要把他们载到布鲁岛,引起广大华人的不安和不满。

     印共领导人逐渐醒悟地意识到,等待苏加诺的政治解决已无希望,必须团结那些正处在十字路口的彷徨者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斗争,于是通过可靠的联络员逐个联系,展开新的适合于白色恐怖下的工作方法,那就是执行严格的单线联系法,书信来往只通过联络员,全部改名换姓,必须执行严格的保密纪律,这是保证组织与个人安全的重要措施。

     在极短时间内已经开始整顿、巩固、发展组织,培养了一批地下工作干部,派到山口洋、邦戛、孟加映等地区进行地下发展群众的工作,梭菲安领导西加党坚决走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并号召西加华人必须团结起来捍卫自己。

     为了加强壮大自己的力量,梭菲安派人与砂拉越游击队取得联系,以后梭菲安和砂拉越领导人黄汉共同商讨对策,联手北加游击队。
 

 

 

第四章

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3年高中即将毕业,我们班上的同学一半已做好回中国的准备,我也考虑回国。这时,我班有位不多说话,做事稳重的一位男同学陈福意(已牺牲),他庄重地向我提出一个我不曾思考过的问题,他说:“你出生在印尼,你想不想为建设印度尼西亚而留下来?”我说:“我想回中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理想。”他说:“中国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中国人才层出不穷,人才济济,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崛起的中国,中国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的出生地印尼,自独立至今还很穷困、弱小,非常需要我们印尼的华人,参加建设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不一定要回国才有出息。你留下来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我父母也赞成我回国,我多么希望回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想到我的诞生地,我的父老乡亲、我们广大的骨肉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像听到慈祥的声音在呼唤:“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光华轮开航的那一天,我站在坤甸码头向登上美丽堂皇的光华轮的同学挥手告别。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参加建设印尼的行列。

     从此,我开始认识印尼的政治动向,华族要参加政治活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参加左派的进步政党。我喜欢活动,什么唱歌、学习班我都参加,十多岁年轻的我朝气蓬勃,天真活泼,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我成了进步组织的一份子。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我们都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我和朋友们接受邀请去山口洋看电影、看歌舞团的演出。几天以后才感到事情不妙了,好像有股黑暗势力向左派势力发动攻势,印尼发生了篡夺政权的政治变天,恐怖的血腥大屠杀大逮捕行动开始了,接着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开始排华反华舆论和行动,命令华侨总会、商会、学校校委、华人组织、各进步人士去军部报到,顺手牵羊押进监狱里,坤甸、山口洋的党及青年团负责人都被捕了,他们被押到坤甸监狱 ,较上层的领导人有的被枪杀被折磨致死,其他的病死饿死了也不少。

     军部列了一大批黑名单,当时我不能公开露面了,在回坤的路上到处拦车,叫搭客下来一个个检查证件,我侥幸地溜走,他们检查好了我再溜上车。甚至在车上我碰见我认识而被逮捕的妇女会主席,他们被押去坤甸监禁,我心里七上八下,怕他向我一指就完蛋了,幸好她没出卖我。

     回到坤市我家被搜查,因为我不在家所以没逮到我。我完全回不了家,身份变成完全非法了,他们在找我,我只好被还合法的同志带到群众家里住宿,又要这家父母姐妹都好心的才能住下。这家住了又迁那家,晚上或大清早由护送的同志偷偷地转移。

     有一次我来到一位同学阿胜的家,早上四五点洗澡大便,然后关到房间里不能出来,早晚送饭,我晚上夜深人静才偷偷出来洗澡,就像自造囚禁的监狱,因为他家里人很复杂,上下船的工人进出很频繁。就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住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开始酸软无力,但我非常感谢胜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我。后来又辗转到李燕(已牺牲)家,她爸妈和一家人是大好人。我两脚因太早太晚洗澡又没见太阳,患上风湿瘫痪,不能站起来走路,只能蹲着走,要求胡老师针灸吃药,病了好长时间。

     有一天我转移到淑芳(已牺牲)家,和一位华裔支部书记阿平在一起讨论问题,决定晚上就要转移。当天早晨我们刚吃了粥,淑芳和弟妹们都出去了,门反锁。突然听见门外乱敲门声,我们知道不妙,我叫阿平快点从准备危急时逃跑的两块可翻开的木板里钻下去,他不钻,我没办法。门被撞开了,我们被带出客厅坐,一位华人邻组长守着我们,其他军人去屋子里搜查并从二层墙上挖出一大堆书。逮捕我们的军长看了我的居民证叫我坐下不要走,他说等下倒回来接我,然后带了阿平走了。

     他们走后我问周围看热闹的小孩儿还有军人吗?他们说全部撤离了。我穿了鞋,关上门,马上离开出事地点,听他们说五分钟后他们再倒回来找我。

     我毫无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出事地点,越过大马路再走小路,结果走到死胡同,赶快出来走大路,刚好碰到我认识的朋友,我没告诉她我们出事,问她这儿有自己人的家吗?她指路给我,结果我进她指的那家,见到了交通员阿顺。他们悠闲地谈笑,看到我非常惊奇说:“你怎么跑出来了?”我告诉他们阿平被捕的经过,他们睁大眼睛望着我惊呆了。阿顺马上用脚踏车把我载到另一地点藏起来。

     1973年姨母去监狱探望我的时候,才告诉我被捕时没抓我的真相。当时去逮捕我们的军人,是经常到我舅舅家修理汽车的常客,他跟舅舅要好,所以修理汽车都免费。我舅舅很爱惜我,他要求这军人万一刚好抓到的是我,就叫他释放我。逮捕我的时候,他从居民证中看到我的名字,他实现了诺言,还告诉我舅舅他救了我。

     平被捕以后受酷刑拷打,打得死去活来, 1979年他非常坚强地活着走出监狱了,几十年不见,2008年刚好红英也来雅加达,我们三人相约见了面,多少话儿不知从哪儿说起,回忆过去多少事儿不堪回首。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不通,当时平为什么不从洞里钻出去?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钻洞逃走呢?应该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走!但他们真得太残酷了。”

     当时狱中有一组刽子手最凶,阿平落入他们手中受到残酷折磨,用军车把他拖在后面,想逼他承认藏武器,叫他找枪支,平说根本没这回事强加于他,真岂有此理太过分地造谣诬蔑。狱中被打死的不少,有的受不了就上吊。在政治迫害下,这些无辜的人成了替罪羔羊。

     捉迷藏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我们都很奇怪,究竟我们犯了罪杀了人吗?没有,反而是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干了种种不可告人的罪行,却逍遥法外,升官发财。在西加挑拨离间达雅族弟兄向华人进行大屠杀,引起社会不安宁,是苏哈多同伙违反了班查西拉五项原则,篡夺苏加诺合法政府。

     被上了黑名单变成不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藏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军人侦探穷追不放,紧紧地逼着我们,无法露面,找工作做事都不能,要高飞去外地没证件无法逃走。我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怎么办呢?只等着什么时候咻咻响的警车停在我们门前,双手被扣上就跟着走进鬼门关。眼看无数受害者在完全没有法律的庇护下丧生、失去自由。在此种无法忍受的政治迫害下,我们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活路进山打游击,虽是危险的途径,但如果有活的缘分还可以活下来。

     进山打游击,必须经得起非常艰苦的考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抛弃自己最亲爱的人去挨饿受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要不,我为什么留下来,不跟着同学们回中国呢? “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陈福意振荡人心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绕,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了!

     人世间的是与非,本是人所造成的。虽然是非常痛苦的经验教训,但是经一事长一智,希望经过这次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的流血事件,不再重蹈覆辙。


RIAM SANGGAU L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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