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14：
第二篇，《西加风云》选篇 5：第二章、政治风云席卷西加 2
第6节. 对华人社团领导人的迫害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山口洋军事掌权者向三发县侨领们施加非人道之迫害，他们发出通令凡属山口洋、三发与孟加影的各个市镇之侨领理干事到军部报到，并在十二月二十日强令他们到山口洋市郊“荷兰桥”附近的“班渣西拉”会所集合，准备当天将这些侨领迁离山口洋。
市面上传说纷纭，有消息说是将他们遣送回中国；也有传说是将他们运往荒岛，经侨领们一再盘问军事掌权者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奉省级十二军区司令的命令，要将他们載去坤甸集中。这件事在西加华人社会中引起极大的轰动，白色恐怖气氛愈加严重。当天在“班渣西拉”会所前布满荷枪实弹的军人，十几辆大卡车停放在会所前。消息传出后，山口洋市的华族民众自发性地不约而同前往上述地点，他们前来为侨领们声援送行。在“班渣西拉”会所前一带聚集了数百名心情悲愤、沉重的群众，严肃地站立在会所前面以及街道两旁怒目以待。
侨领们到齐后，军人下令他们进入客车，侨领们一个接一个上了车，山口洋中华公会主席林德山先生上车后坐在车窗前，开始晿起“团结就是力量”，顿时一呼百应，歌声响彻云霄。也就在此刻，轮到一位身体魁梧的中公干事林石福先生走出来上车，但他却爬上客车头的甲盖上站立着，义气昂扬拉开嗓子向送行的群众讲话，号召华族群众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迫害……一个军人箭步上前，爬上甲盖上用力一推……处于激昂的民众情绪，再遭点火烈燃，歌声与呼喊声混合一体，振荡上空……军人朝天开枪，并用枪杆压挤人群……在一片欢呼声和混乱的局面中，车队在军人的押送下出发开往百余里外的坤甸市……。
在坤甸市，这些侨领们分别关押在杨氏公館、西河公館等几个前侨团会所，当局派了数名军人每天轮流把守，但对他们的饮食起居不作料理，随之任之，病痛也得不到料理，这是极端排华的种族主义迫害罪行，明目张胆对人权之残踏。坤市一些市民通过关系每日三餐轮流煮飯做菜供给他们，并给予各方面的帮助。
集中在坤甸市的只有来自三发县一带的侨领，未见其他县市的侨领被送往坤甸集中。可见这是地方军事掌权者各自决策的迫害行经。当时三发县军事掌权者是一名叫怒灵的校级军官，此人心肠狠毒，极为奸险和极端反动排华，人称之为“笑面虎”。据消息称怒灵上校的原意是想将这些侨领载往坤甸集中，然后再从那里将他们驱逐到荒岛。但军区司令不敢决定而任由那些侨领呆在会館而不作处理。经过几个月后，军方也就任其各自回到原住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方集中侨领和在山口洋班渣西拉大厦发生军人鸣枪驱逐送行民众事件，体现出华族高度团结之精神，有压迫就有反抗，民众不约而同自动会合送行的现象就是对反华排华迫害的无声反抗。
根据黑名单调印共党、工会、农会、青年团、歌舞团、艺术团体重要人员，以后发展到关闭学校，华界领导人、中公人员、校委会人员、民间艺术团体等领导人或会员，教师等，发一张纸过来，写上被调去问话。那些自己去报到的人，以为呈报以后就可以回家了，可是就像日本抓人那样，去了就没放回了。这时一连串的人不断被投入监狱。比较灵通的被调就不去，但是军部有了名字，就成了通缉犯了。
第7节.危机四起，逮捕迫害印共人员
前副省委书记KEMEK被捕后，反复受刑拷打，手脚骨断被拉出去枪毙了，一起被枪毙的有省思想教育工作者Rudianto,山口洋县委Husaeni Zein,工会主席Guntoro等，越来越多的牺牲者。
西加党省委书记梭菲安躲过劫难，躲进了群众之家，后来时局越来越严重，在混乱不堪之际，大家都感到泥婆萨过河自身难保，侦探、叛徒、军人、社会上坏分子等像苍蝇一样，到处盯着，非常无奈，躲进未暴露朋友家的，晚上或早上天未亮就转移，几个月没见太阳，都躲出病来，甚至不能走路。
当时梭菲安在群众的保护下逐渐把组织转为地下活动，他的风险更大，危机四伏，有几次是被包围后惊险地逃脱险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不跟人接触也不敢相信人。一些还来得及逃的已逃得无影无踪，有的到别的地方躲藏，被特务侦探叛徒发现的地点就马上派军人搜查，若人在家就被带走，若不在就把家人带走，很多都不得不从隐藏地点自动出来自首才放了家人。军人正追踪这位西加党最高领导人中央委员，还不见踪影，他在群众的保护下暂时还安全。
印尼其它岛屿的干部大都被捕了，只有西加省的最高级省委书记梭菲安受到保护，他还能起领导作用。当时印尼友族受苏哈多的压制、恐吓、宣传一般都以观看态度，有的甚至作为苏哈多帮手背叛自己的同志，帮助捉拿、屠杀印共和进步人士，华人不敢联络印尼人，所以革命斗争只限于华人，只一部分躲藏的印友族干部或从狱中解救出来的爪哇族干部Umar（牺牲）,Hasan（牺牲）,Asan（牺牲），sugiman(以后成了叛徒)参加了这场全印尼唯一的反抗苏哈多的斗争。
华族受到最严重欺压，有的反动分子乘机打劫，排华反华浪潮一浪高于一浪，把印尼民族分为原著民与非原著民，践踏华人的民主权利等等压迫行为,尤其是对西北加边界，制造达雅族与华族互相仇视，制造民族分裂，军人帮助进行种族大屠杀，清剿华人把华人逼到无路可走。印尼西加华人无法忍受这无理的迫害和耻辱,不反抗便受污辱和屠杀，穷途末路逼上梁山。印尼西加华人选择了不畏惧苏哈多血腥屠杀而进行反抗，这是西加华人参加革命斗争的主要原因。
第8节. 红碗事件的起因
1967年，究竟什么原因会引起西加排华大惨案？不少扑朔迷离不符事实的传言，在民主改革后很多人尤其是友族文化界及人权工作者，为了这未被解开的谜，他们参与了实地调查的工作。这是1967年反抗苏哈多斗争的历史揭秘，我们参看两个实地调查报告：
A: 第一资料。根据2009年出版的书名《SATU RUANG DUA TUAN》Sejarah Wilayah Perbatasan Entikong——Malaisia 1845——2009, Pengarang Triana Wulandari dan kawan“一屋两主”关于西加和砂拉越边界问题，书中写道：1967年4月前，传言说有几位达雅人的村领导人被华人共党游击队（GTK）绑架，然后把村领导人杀害了。
军方大肄宣传说华人游击队最残酷，我们必须消灭它，于是军人伪造刺杀达雅人的方式，在达雅族群中制造与华族的种族仇恨。1967年4月从中央新调派来的司令官AJ进行大清除行动，目标指向华人，并发动当地族群配合行动，最后他们的挑拨离间计成功了，村人便发红碗向华人挑战。1967年10月至11月对华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未被杀害的华人便纷纷逃命，离开家园，移居或遣送到山口洋、日本沟、坤甸等地。
B: 第二资料。《Sejarah Kalimantan Yang Hilang》（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撰写人Muchlis Suhaeri，刊登在坤甸《婆罗洲纪事报》（Harian Borneo Tribune）2008年2月10日——28日的长篇报导，荣获2008年“慕达尔•鲁比士”（Muchtar Lubis）新闻奖。该篇报告文学很生动地书写了发生在1967年前后西加华人蒙受驱逐、屠杀的时代背景和前因后果，使西加华人确实失去了一代人。经过Muchlis Suhaeri的采访，从见证人和有关事件涉及的军方所得的第一手材料梳理出排华事件的真实过程，还原历史真相。
Muhlis Suhaeri写道:
军方策划达雅人反华
要怎样切断粮食供应和把边界的华人社群搬走呢？军方人员柴那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策划让达雅人敌对华人，这是一个我不能说明的计谋，因为我不知底细，这是军区策划的。”
柴那指出，华人和达雅人生活在边界，与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成员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久已相互结合，从粮食到风俗，几乎毫无分别。 问题就在于，如何把华人和达雅人分隔开来？有一个口号，“谁控制群众，谁就将胜利。”因此，军方就策划把华人和达雅人分隔。这就设计一个造成仇恨性的计谋。或用简单的话语来说，即如何让他人仇恨华人。柴那表示：“用何种方式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情报部的行动，不是我能说明的范围。”
苏哈多右派军人政权以宗教问题、种族问题、生命财产问题进行挑拨离间。
MuhlisSuhaeri写道:
有一些达雅族要员，也被军区司令苏玛迪准将邀请谈话。他们获得几项指示：第一，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是共产党；他们没有宗教，因为达雅族是印尼民族和有宗教信仰，因此达雅人不可与共产党人一同生活。第二，砂拉越游击队与北加人民军是砂拉越华人，干扰印尼地区的治安，其后果是达雅人的安全也被干扰，日常生活受威胁。第三，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干扰治安，达雅人也必然受牵连而造成人命和时间的牺牲。与其消极牺牲，不如积极克服困难。
紧随着给予上述三项指示，达雅人日益感到受激励，特别是那些被第十二军区司令苏玛迪准将召见的达雅族名人，就更跃跃欲试。
MuhlisSuhaeri写道:
1967年9月21日《武装部队日报》有消息报导，在1967年9月3日，军方称有9位达雅人在孟加映华莪镇道姆村（KampungTaum）被绑架，可能是被“支那共产党叛军”（GTK）所绑架。两天后，红帽陆军部队发现了9人的尸体。几天后，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在《武装部队日报》上表示：“达雅人一定要报仇，血债血还”
当时，Sarwono少校和PietDamanik中尉（后曾任印尼驻菲律宾大使）就直接面见欧凡欧莱前省长（达雅人），报告9位达雅人被杀事件。欧凡马上大发火并拍桌子说：“血债一定要血还。” 人权组织调查报告。
有人追问Sarwono：9位村民和“德孟公”之死是不是军方的“人为策划？”以造成达雅人行动起来反抗砂拉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
原第十二军区情报局助理Sarwono WHD说：“哇，我不支持这一看法。如果说军方挑拨离间，我从未有下此指示，不过，也有许多总司令的措施不为下属职员所知。如果确有“人为策划”，可能是最高层的玩意，不为我们知道。”
军方进行第二次煽动
军方通过发布不符事实的消息进行第一次挑拨，并未取得成果。在孟加映县区的达雅村民对该事件并没有什么反应。军方就进行第二次挑拨，发出消息说，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杀害了在孟加映TeriakMadang村落的名为德孟公（村长）Garanse的达雅人。散播的故事说，他的身体被切割，在尸体上发现写上中文的字眼。
这就是苏哈多一贯的政治手腕，正如1965年九卅事件，他们自己的杰作而嫁祸别人，
根据人权组织调查报告说明，他们采访了当时参加示威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承认该被杀害的达雅人不是德孟公（村长）。“他是一位精神不正常的人，是军方故意用来作为牺牲品的”。2004年，因为这资料来源于达雅族见证者的真实性，破解了多年来他们散播谣言的秘密，因此该“法律援助机构和人权组织”（PB HAM）马上就被苏哈多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