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武装斗争之路

 

 

第二章     走上武装斗争之路

第一节     本地区革命萌芽阶段

     1959年6月4日，砂人联党成立，并高举反帝反殖反大马，争取砂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得到砂州各族群众的热烈支持。我革命组织利用这大好时机，派出大批学生干部走向农村，走向伊班区，逐步扩大了影响力。

     1960年前后，木桂兰、白花河和顺溪美禄坡青年学生在市区中学念书时，逐渐接受了革命真理，更在人联党反帝反殖运动鼓舞下，有的就逐步潜回家乡组织农会，秘密开展工作，组织发动群众，举办座谈会、组织劳动队，深入群众中去，取得显著成绩。

     不久由人民联合党筹组的白花河分部，顺溪美禄联络所，英基罗联络所相继成立。砂拉越解放同盟和砂拉越农民协会也在农民群众中展现了高度的影响力。

     1961年1月卫中的反改制斗争，也深获四分区青年学生参与，许多农民也在道义上给予坚决支持，这场斗争虽不能成功，但却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中坚革命干部，也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争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顺溪美禄坡民在盟组织的林正文、俞贤凤，黄声侨等和光民中学的董事张廷昌、黄生利、江纯勤等共同努力抗争下，粉碎了改制派的阴谋，取得反改制斗争的胜利；地处拉让江下游右岸罗马安的开智中学，同样的在陈绍民、陆盛同、陈德扬、杨祖华等人带领下，并配合董事部杨新海、黄良驰、郑家生等，再加上全体坡民的有力支持，也取得了反改制斗争的胜利。从此，我拉让江下游第四军分区的光民中学、开智中学才能坚持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捍卫了母语教育，并走上了自力更生办学方针之路。在斗争中，盟组织十分成功的把反改制斗争与反对英殖民地，与争取我国的自治独立斗争紧密的结合起来，因此，在这期间涌现出一批反帝反殖的积极分子，为党后来开展工、农、学运工作，开展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培养与造就了一批有潜能的干部人才。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后，第一、二省先后有大批同志越界到印尼参加军事训练。砂盟于1963年2月12日决定筹备开展武装斗争，并提出第三个革命总方针，“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和适当开展武装斗争。”为了筹备和开展武装斗争，我分区同志在顺溪美禄等地区进行干部大组学习。学习内容包括革命理论，军事理论，政策性文件等，持续约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分区，特别是顺溪美禄的油菜岛，福民路、王士来、下坡、百花河等有志青年，积极参与活动。许多成年人、学生、小孩等日夜分批轮流负责站岗、巡逻、收集情报、鸣笛示警等以策安全。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斗争走向低潮，但这些活动，却为酝酿武装斗争和三省开展的拥军运动，具备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1968年，边区武装部队和国内革命力量胜利会师，砂盟立刻向省内开展了拥军运动，以便更有力推动国内革命斗争。

     1968年10月间，北加人民军在印尼马罗河的边区总部面对印军陆、空的围剿。总部决定留下一批同志，坚持边区基地斗争；黄纪作带一批人员向第二省边界转移：洪楚庭带部分同志回第三省国内，开展武装斗争。

     1968年底，洪楚廷等一回国内，便相继成立了三支武工队。即拉让江中游武工队，OMT武工队和拉让江下游武工队。

     拉让江下游武工队因地形较为广阔，而且大多数是华族群众，基础好。因此又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

     1970年5月，拉让江下游领导人黄理生宣委来到顺溪美禄，主持成立党支部和军分区，相继成立了特工队、民运组。从此，第四军分区开始以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武装斗争形式，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

 

第二节     第四军分区

     我的工作地区，所属单位便是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第四军分区。

     第四军分区，四面环水，东边是伊干江，西边是拉让江，南边是伊干江与拉让江相接，北方是波澜壮阔的南中国海。全区总面积约占900平方公里。据统计，华族聚居的地方仅占50平方公里左右。它们是伊干江方向有顺溪美禄、木杰而姑、德洛邦河、巴拉术；拉让江方向有英基罗、顺溪达山、顺溪沙碟（包括新路、南平厂兰兰屋、上坡)、王士来、百花河、下坡、木桂兰、罗马安和廿四甲。

     从马拉山和巴拉术往北至南中国海都属于民族区（伊班族和马兰诺族聚居地），其中包括巴拉术、拉卓邦江、德大区、都督、拉老、马都、拉骚、沙威、马拉山等区。它占约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一片广阔的低地沼泽森林地带。这确实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第三节     我们的隐藏生活

     1969年，我就读光民中学高三班。俞惠莲同学为正班长，我为副班长。当时，我们虽为班的领头人，但我们已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8月，我们的班长俞惠莲同学突然没有来上课，有些同学议论纷纷，但我们知道她已参加“隐藏”生活了。我只好暂代班长职，每天喊“起立、行礼”。10月，我和同班的吴珍香同学、郑世增同学也同时放弃学业，响应革命组织的号召，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那时我刚满17岁。

     记得当时，我隐藏生活的第一个住点是在福民路后山橡胶芭里。

     那是一个月高风大的深夜，我随着领路同志，手提小型的手电筒，靠着微弱的灯光，一脚高一脚低在胶林中行走。这难不倒我，因我从小就在树胶芭里长大的约莫一个时辰，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建在烂芭的单层“小独立屋”。屋顶用塑胶雨布盖的，必要时可以拆下。旁边便是几个卧室，床头还有个供自学用或写字用的小桌子，衣服等全部“家产”就平放在床头旁边。营寨中间是一个用四根拳头般大的橡胶树柱子，上横放一片小木板，那便是饭桌也是会议室了。前方摆放着几个厨具，那便是厨房了。晚间，除了微弱土油灯光在闪动和小昆虫小声鸣叫外，周围显得冷清清。那是一个十分隐蔽的地点，那便是我和战友们的新家。

     初时，我有点不习惯。白天蚊子嗡嗡叫，一放松警惕就被袭螯。晚上睡觉时，屋顶层层雾水，四周寒气逼人，再加上晚风，那就是自动免费的冷气了。若是怕冷，就多盖一层“沙龙”被。为了驱蚊，我们有时用柴烟驱蚊，免费又实际。距离住点约四呎左右的一棵树旁，挖了一个水井，那便是冲凉和煮饭饮水的地方了。再远一点，有一棵大树，在树头下挖个深见水的洞，那便是“卫生厕所”了。

     我们吃的，用的东西，大多数是来自群众。在住点，我们的饮食非常简单。煮完饭后经常是开一罐罐头或煎炸几条咸鱼就解决一餐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保干群众家用餐。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有时老乡看到我们在他家吃饭，还会特地杀鸡杀鸭给我们补身体。

     若条件允许，我们经常会帮保干群众劈柴、烧火、挑水、有时也下地帮忙拔草种菜，有时我们也会变成保姆，看顾家中小孩子。我们简直成为一家人。

     当初，我们并无枪支配备，只有小刀防身。我们穿着就如平常人一般。只是进芭或在住点时不能穿红、白色鲜艳的衣服。

     白天我们比较少到外面跑动。我们的重点任务是搞好学校的积极分子和群众中的骨干分子。一般是把他们组成小组，在安全地点学习，共同探索真理，研讨时势。只是到了晚上，我们才会在黑夜的掩护下，到外坡去工作。

第四节     “铁军一八”诞生

     五发北加来福枪，后来叫“铁军一八”，于1968年诞生在我四分区的达山坡的兵工厂里。

     想当初，我们参加隐藏生活，住点内没有枪，只有长刀和木棍。试想如何面对具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政府军呢！当时在面对敌军搜捕和围剿时，我们非常被动，很多同志因而牺牲、被捕。

     1964年，三省盟组织为了突破武器这一环工作。在达山坡搞民运工作的俞贤团等人，已开始研制枪支。当时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同志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单发猎枪和来福枪为思路，用铁管、水龙管仿制，虽成功研制了单发的猎枪，但性能还较差。

     1968年末，领导上调来了亚强同志（严品干）。亚强同志是机械头手，搞机器是他的内行。经过他细致、耐心、坚韧不解的收集资料、原料，进行了测量、设计和反复推敲，并在全组同志的努力配合下，第一支土制五发北加来福枪终于在达山坡一个小小的兵工厂里，研制成功，同志们欢呼雀跃。后来，组织上为了纪念蔡铁军（邱亚陶）同志于1969年1月8日英勇牺牲的日子，特把此种枪命名为“铁军一八”。

     随着，亚强和同志们继续努力，在几个月内，完成了盟组织交待的生产了第一批十支铁军一八，支援了兄弟单位。从此，铁军一八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在质量上不断提高，并源源生产。这在北加革命武装斗争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69年后，我们的达山兵工厂，因某些原因而搬迁其他单位。